超级奶爸、大学教授和外企老总

　　冯英育是壹胜百ASSAB模具（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壹胜百”的母公司UDDEHOLMTOOLINGAB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典的跨国集团，工模具钢企业的龙头老大。

　　冯英育很谦和，他几乎挽救了这个钢铁大王在中国的命运，但他只是概括了简单的四个字“我很幸运”。这让人想到了那本风靡全球的管理书《从优秀到卓越》中提到的第五级经理人，冯英育就是这样的经理人。冯英育也是这家著名公司有史以来第一个做技术工作的

　　从下乡到留学，从“反革命子女”到外企总经理，冯英育经历很丰富。但他一再强调自己没什么好讲的，只不过时代的发展恰巧需要他这么一个人担任这么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跟冯英育见面的时候，他刚刚在学习班练习完钢琴，47岁才开始学钢琴，周围都是比他小几十岁的孩子，但冯英育根本不介意，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好。准确地说冯是一个追寻梦想的人，儿时的梦想，执著的追求。

　　A一段没有希望的日子

　　冯英育上个世纪50年代末生于吉林长白山下，父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中医，家里开了一间不小的药铺，周围的村民经常赶着马车跑上百余里路来购买“独家秘方”。家境富裕，又是家里的老小，冯英育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

　　可是，如平静的海面遭遇海啸，情况突然发生急剧变化。公私合营后，父亲做了“公家”的医生。大跃进之后，镇上声势浩大地修了三个高炉和焦化厂，但是因为技术达不到，炼铁炉炼了一天就停了，父亲在和徒弟开会回来的路上说了句：“这不是劳民伤财嘛。”然而就是因为这句话，父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说他“攻击三面红旗”。

　　批斗、带着高帽游街、抄家，家里一下子被掏空，甚至连饭都没有的吃。有时家里揭不开锅，母亲不忍看孩子挨饿，也躲回娘家。后来，姐姐也被定为“走资派”，年幼的冯英育当时懵懵懂懂开始接受“成分不能选择，但可以选择革命”的“正确思想教育”。

　　因为父亲的缘故，全家被下放到农村，那年冯英育11岁。当时，父亲已经半身不遂了。每年打的粮食大部分上缴，公社给每人分360斤带皮的稻谷就是全年的口粮，也没有油，根本就不够吃。

　　物质的折磨不足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现行反革命子女”这样的帽子才真正压得好多人抬不起头来，他们甚至连找工作的权利都没有。但冯英育天生乐观，他踏踏实实地在农村劳动，有体力就多干点，还当上了生产队长。

　　劳动之余他还自娱自乐，跟别人学二胡，吹笛子，甚至常梦想有朝一日能够坐在钢琴前优雅地弹奏一曲。

　　跟冯英育见面的时候，他刚刚在学习班练习完钢琴，47岁才开始学钢琴，他笑言是为了打发时间。其实，他是在实现少年未实现的梦想。

　　虽然后来经历了高考、出国留学，但冯英育认为下乡的经历对他人生最为重要。“那是一段没有希望的日子，根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是却让我对人、对事情有了更全面的看法。”

　　B做了几年“超级奶爸”

　　冯英育说他们那一代人不像现在人有这么多的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常常只有一条，而你必须走下去。从下乡到高考所读专业，再到毕业留校，他一直是“服从分配”，不知为什么，学校选择了自认为不是特别优秀的冯英育留校，否则，按照他的理想，他想去攀枝花钢铁厂，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去工厂做些实际的事情，而不喜欢知识分子之间相对复杂的关系。

　　在东北大学教书的日子，冯英育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妻子曹敏。虽然是被介绍认识的，但两人一见钟情。原来他根本不想找个学医的，因为医生工作繁忙，一周还要上一次夜班，节假日也要加班，但当遇到对方的时候，一切事先的设想和要求都变得不重要了。

　　冯英育不仅娶了个当医生的妻子，还过上了“超级奶爸”的日子。

　　妻子当时是医院的主力，工作很忙，加上上班又远，而冯英育离家很近，做老师又不坐班，因此，从给孩子穿衣喂饭，到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等等一揽子活儿，冯英育全包了。

　　那段日子平静而朴实，但冯英育心中有一种向往、有一个梦想，他知道要做好份内的事，做好手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C上了瑞典报纸头版

　　在学校待了7年，硕士也读了，要想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做好教学工作必须出国深造，这在当年的冯英育看来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冯希望学成回国继续做他的教书匠。

　　30岁那年，作为学校百里挑一的自费公派留学生，冯英育“挈妇将雏”到了钢铁强国瑞典。如今看来，如果没有出国，他可能还在做他的超级奶爸兼大学教授。

　　5年博士读下来，冯英育发现学校已经回不去了。他们系进了好几个博士，已经人满为患。这时候，冯英育才考虑是不是进工厂搞技术。

　　当他把目标瞄向国内钢铁企业时，冯隐隐有些失望。一些国企因为政策体制等原因，明明知道市场在那儿，却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相比，外企就比较灵活，投资前先做市场调研，对成本、竞争对手、未来发展状况等都做调研，投入过程中一旦发现市场变化，决不会为了已经投入的3000万而再投入3000万来挽回，因为那意味着越卖越赔。冯英育深深感到一人之力撬不动一个大厂，于是决定先在瑞典工作两年，再择机回国。

　　UDDEHOLM虽然位于瑞典的一个小镇，但却是国际著名的工模具钢厂。这里也是冯英育最想去的地方。中国人在国外找工作非常难，往往都要投上百份简历，冯英育也投了几十份，但恰恰是他最看重的UDDEHOLM也相中了他。

　　大概是他的博士研究方向是“炼纯净的钢”，也就是去掉炼钢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UDDEHOLM有史以来第一次录用了一个中国人来做技术工作。因为录用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冯英育还上了当地报纸头条。

　　冯英育一上任就把工厂一个炼了三五年没有炼出的钢炼出来了，这种名为THG2000的钢，UDDEHOLM如今每年销售400吨，按当地价格，每吨3万克朗，产值达1200万克朗。冯英育在UDDEHOLM两年做了十个项目，让人们刮目相看：这个中国博士不只是会动笔杆子，还是一个实干家。

　　之后，冯英育在的这家公司因此连续雇用了好几个中国人。

　　D成了公司的“救火队员”

　　从一个高级技术人员到高级管理者，冯英育显示了他卓越的管理能力，但同时，这和他的勤奋分不开。在瑞典，冯英育一直保持着“炼钢必到现场”的习惯。经常是凌晨几点，冯英育和工人们一起守在炼钢炉旁直到钢炼出来。

　　在瑞典公司工作了两年之后，1997年，冯英育回国，到UDDEHOLM在北京新建的分公司做技术部门经理。

　　北京的“壹胜百”刚刚建立，冯英育和同事一起从零做起，就在这时，总部调他去上海任总经理。冯英育走马上任之初，上海“壹胜百”年总销售额才200万元，而短短三年之后，年销售额达到了4000万元，盈利将近600万元。

　　出色的业绩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冯英育得到瑞典老板的赏识，而他自己也干得很顺手，想在上海买个别墅，待在那里不走了。可哪知道，北京这时出了事，于是冯英育被派回北京“救火”。

　　北京当年的老厂是一堆烂摊子，员工分崩离析，甚至因为总丢东西，老厂房还养了三条狗。

　　如今，北京公司的营业额已经接近6000万元，冯英育任总经理的5年，北京公司每年保持40％～50％的增长。当然，那3条狗也自然被解雇了。

　　冯英育现已成为猎头公司紧盯的对像。当被问及从留学博士，直到今天做到外企的老总的成功要素时，冯英育很简单地说了四个字“我很幸运”，他说，做每一份工作，我都实实在在地去干，不好高骛远，不计较付出，敢于承担，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应该首先承担起自己份内的事。

　　E在地球最北端做了一个决定

　　在国外学习、工作了很多年，冯英育没有改变自己的国籍，他坚持要做中国人。他也没有给儿子申请绿卡，因为他坚信有一天要带儿子回国。

　　瑞典是一个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很富裕。和冯英育一起出国读博士的同学没有一个回来的，妻子也想留在瑞典。1997年，谈到回中国，周围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冯英育一家在瑞典已过上了中产的生活，而且和镇上本地的居民已经融为一片。

　　回去吗？为了能够静下心讨论回国与否的问题，冯英育和妻子去了北极圈。

　　在北极冰天雪地的世界里，他们整整住了五天，两个人谈了很多，从过去到未来，他们在一起开心和不开心的日子。他们把回国的好处和坏处分别列了长长一张表，然后一项一项探讨利弊。

　　在地球的最北端，他们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回国。

　　首先，文化冲突在他们这些寄居异国的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令中国博士很难过的是，中国人在国外做研究工作可以，但做管理的上升空间很小，干十年二十年，做中层已经到头了，老外不可能把公司的决策权给你。冯英育认为，这不一定是歧视，而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善于察言观色，从下属的神态中就能看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是由于观念和社会价值的差别，瑞典人的表情冯英育根本看不懂，也理解不了。

　　还有就是不在自己国家居住，你很难找到归属感。

　　而回国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儿子。“从3岁出国，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假洋鬼子，满口的英语和瑞典语，中文却说不全，但即使这样，当地人也始终认为他是中国人而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如果他到中国，别人又会因为他的语言、他的神态、他的习惯而认为他是外国人而产生距离感。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如果再不回国，儿子就回不来了。”冯英育最终带着这种想法回了国。

　　F在外企是为了更好为中国做贡献

　　冯英育常说，人一生要有一个痕迹：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干什么的人。首先搞清楚你是中国人，还是瑞典人；其次，是什么样的人，最重要是要做诚实的人；最后，是干什么的人，这有关职业。但不管你干什么，要搞清楚你是为了中国的强大，还是外国的强大？冯英育坚持自己和家人都是中国人，希望看到中国工业强大，越来越强大。

　　“以前人们总是觉得给外企打工，像叛徒似的。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冯英育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中国做一个手机要1000块钱，外国只要100块钱，而我们生产衣服需要10块钱，而外国需要100块钱，为什么不用自己生产效率高的产品去和外国交换成本低的商品，而非要自己生产呢？工业一定要发展到世界共享的地步。

　　冯英育说：“别看我在外企，我也为国家做了贡献，而且可能比我在国内企业工作贡献更大。外企的进入，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外企要纳税，外企在中国纳税的金额不比国内的企业少。”

　　冯英育的中国情结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发现许多定居国外的人都有一种阿Q心理。没有出国前喜欢横向比，和周围的人比，出国后则喜欢纵向比，就是和国内的朋友比，而不是和身边的外国人比，这是一种畸形心理，是没信心的表现。

　　“在国外要和周围的外国人比，他读到什么学位，拿到什么待遇，不管哪国人，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都是一样的。这样来比，我就发现是不平等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平等的。”

　　G无意识实行“包产到户”

　　早在下乡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冯英育就表现出了过人的管理天赋。

　　当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下乡知青都振奋了，因为那意味着读大学不再看谁的根红苗正，不再靠推荐，而是按考试成绩。但是，大家白天都要修梯田，凌晨三点顶着星星月亮就出门了，晚上才回来，哪有时间看书？尤其是作为生产队长的冯英育，要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妙法，把几十米梯田分给每个人，每人两米，谁干完谁回去。于是大家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几乎上午就能把活儿干完，然后就有时间看书了。

　　第一年恢复高考，冯英育就被录取了，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笨鸟先飞”。“文革”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太贫乏，贫乏到一部《地道战》可以看二十遍，许多书不让看，也找不到，酷爱看书的他就拿姐姐的《高等数学》、《物理》等书来看，等到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已经比别人先学习了一遍，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事很凑巧”。也不知道自己最后考了多少分，因为根本没有公布成绩，冯英育就“服从分配”地被东北大学录取了，学了钢铁冶金专业。

　　I喜欢孙悟空式的员工

　　平时的冯英育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爱笑的人，他是一个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人，不论是员工，还是妻子、儿子、丈母娘。但作为领导，冯英育让自己变得无情。

　　做领导就应该和下属保持距离，这样才有利于管理。记得他接手总经理这份工作的时候，瑞典的老板对他说：“你想做这个工作吗？这是一个孤独的工作。”冯英育多年以来反复咀嚼这句话，努力让自己变得“无情”。

　　要做到“无情”还因为做领导的要平衡各种关系，稍失公允就会影响下属的工作积极性。每次给员工定薪水，冯英育都要考虑很长时间，给每人定的薪水都合情合理。

　　做同样的事，有些人很累，有些人很轻松，关键是心态。冯英育做领导做得很轻松，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闲暇的时候还学学钢琴，圆儿时的梦想。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充分相信他的员工。

　　冯英育说自己在管理上最大的经验就是“不管”。“我只管几个经理，至于下面员工工作安排、薪酬待遇都由经理们来决定，连合同都是和经理们签，对他们完全放手。”

　　有些领导特别喜欢开会，而冯英育一年只和经理开两次会，一次是关于人事变动，一次是全年的工作部署。

　　有一道测试企业负责人的题目：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三者，你会选择谁做你的员工？冯英育回答说：“当然是孙悟空。”他不会不喜欢做错事的人，但不喜欢不去做事的人。

　　冯英育认为优点大的人缺点也必然大，只要员工能心往一处使，坚持企业主业，把优点都发挥出来，他就能够容忍员工的缺点。

　　冯英育不怕手下犯错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他容忍高级错误，但坚决反对犯重复的低级错误。但对于自己，他则苛刻得多。他认为：作为企业的领导人，我的错误如果我不去深刻反思别人也不会知道，但企业就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