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之初，性本善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二级大法官万鄂湘日前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将增设三个刑事审判庭，以应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但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当下几乎无法讨论，因为“杀人偿命”这个千年古训在国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丢掉。

　　有一次我和几位法国学生讨论，引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八字俗语概括中国的刑法和民法，立即引起了他们不小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好的法律应该是“杀人不偿命，欠

　　法律为人所信仰，并不止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法有慈悲心。二十世纪以来，法之精神有所进步，至少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强制力的正本清源———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意识到强制并非法的本质。就此而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在各国规制并严格推行，并不是因为法律神圣，而是生活神圣，人追求并捍卫幸福自由之神圣。换言之，法律之形成并非以制裁违法者为目的，而是为了保卫公民，包括每一位违法者以及潜在违法者。

　　人性恶或相对性恶，以及社会自我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复杂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制度或秩序的破坏者。换句话说，在人性与社会性的相互作用下，人人都只能是“目前清白”。人为生存或理想而有欲望，而性恶，这与其说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不如说是有生之年可能发生的“未来之罪”。

　　基于上述“未来之罪”的可能，我们相信，保卫违法者甚至杀人者应有的权益，同样是保卫所有“目前清白者”。在此意义上说，在积极推进制度与社会改造的前提下，对死刑犯的宽囿，胜出的将是社会，而不仅是死刑犯本人。它不是鼓励犯罪，而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与救赎我们的生活。

　　笔者相信法律向善，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法律的首要也是主要的目的是“公共幸福的安排”。阿奎那相信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生活。换句话说，法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公共幸福”，在于规诫，而非惩罚。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Nibur对人性与民主有经典描述：“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民主成为可能。”

　　此即所谓暴君当道，民主无以诞生；暴民当道，民主生不如死。应该说尼布尔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法律：人有不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必要；人有公正的倾向，法律成为可能。倘使人人皆以践踏法律为乐，法律将毫无意义；倘使立法以不公正为前提，自然无人遵守它。

　　早在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这样评价死刑：“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

　　这200年前的惊世绝响，至今依旧绕梁。

　　摘编自《东方早报》10月11日 熊培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