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传历史文化 创建现代文明

　　风靡全国，饮誉海外，日月迁流，熏染日盛。桐城派以她在文学史上的煊赫地位及其学术思想的无限魅力，掀起了海内外桐城派学术研究的热潮。人们探究以“三祖（方苞、刘大c、姚鼐）一宗（戴名世）”为代表的桐城派何以出自古皖一隅，当获悉乃因桐城山川奇杰的自然环境、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名门望族的家庭教育环境等主要因素之后，旋对桐城派这一空前的文学现象和独特的人才现象，志趣盎然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形成了如下的共识：桐城派虽是封建主义文学，但系有清一代的主流文学，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经济

　　承传优秀文化遗产，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就桐城派学术研究而言，其重大现实意义及深远影响，业已日益引起各级领导、海内外专家学者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

　　包括桐城派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伟大创造，系中华民族的身份标志和精神寄托。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吸其精华，除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着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建立新型的富有当代气息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是时代的需求和呼唤，更是文化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关注、重视和进行桐城派研究，将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精髓融入当代先进文化的创新之中，从而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增强海内外文化经济交流，当是我们桐城派研究者理应肩负的光荣任务。

　　桐城派作为源远流长、积淀深厚的文学现象，传世的古代散文作品2000余种，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尤为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桐城派的缔造宗师们，在艰辛的创作实践中，兼收众长，集其大成，创造性地提出义法说，神气说，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长相济说，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艺术特征说以及阳刚阴柔风格说，为提高古代散文的学术质量，促进古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一具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的桐城派文论，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无疑对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及文学创作，有着弥足珍贵的引导作用。

　　从特定的视角看，文学即人才学，桐城派是一个庞大的文学精英的群体。1200多位作家，遍布大江南北19个省市及海外，其散文作品汗牛充栋，以“国朝正宗”雄踞有清一代至民国初期近300年，何其强劲，何等气派！这是一种独特的人才现象，而究其成才途径不妨以方、戴、刘、姚“四祖”为例。一是他们的祖辈均严于家教，如方、姚五岁即能背诵“五经”，父辈留给他们的遗产仅艰苦奋斗、清贫自守等精神财富而已。二是他们少而能文，且喜结社切磋，远游会友，精益求精，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好交游，与同里二十余人相互砥砺，商榷文章之事，其中方苞受益最大。三是他们以振兴古文为己任，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如姚鼐中年毅然辞官后任教四十余年，通过书院讲学宣讲桐城派文学主张，精心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桐城派作家。“桐城家法”正是通过师生承传、同流膺服和景仰私淑的持续拓展，终于造就数以千百计的高智密集的桐城派文学精英，从而独领清代文坛盟主地位。事实证明，桐城派的人才建树值得称道，对于我们今天培养人才，实施新型人才战略有着借鉴和学习的价值。

　　桐城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学流派，其作家大都注重探讨当时各种实际的社会问题，对举凡田制、赋税、农事、工商、边防、海运、河工、吏治、科举等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具体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挞，并提出诸如“因时”、“救时”、经世济民、变法图强等一系列的先进思想主张，而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吴汝纶力倡开办新学，严复、林纾大量译介西方名著以求促进社会改良，无一不体现出桐城派作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诚然，这些均属于过去，但对今天如何全面、公正而准确地评价桐城派，不无启示作用。（作者单位：省桐城派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