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周刊：高科技时代如何确保国家安全

　　21世纪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给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其中有福音也有隐患，而国家安全观念的调整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就成为各国必须予以重视的课题。本期《国际周刊》请有关专家谈了高科技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所面临的新挑战，同时也探讨了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

　　科技时代的安全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拓

　　人类正处于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最近30年人类积累的知识相当于过去两千年的总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等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天地，给各个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安全领域也不例外。

　　安全观的变革

　　高科技对安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人们的安全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新安全观的理念开始冲击传统的安全观。传统的安全观认为安全的主体是国家，讲安全就是指国家不受外在力量的威胁，不管是武力威胁，还是政治与外交威胁；安全的要素集中于军事、政治与外交领域，实现安全的手段与形式主要是军事，辅之以政治、外交；安全就其性质而言是相对的、可分的。在传统安全观的视野中，安全具有相对性、竞争性、独占性，国家只有凭借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优势，才能有效维护领土安全与主权安全。

　　高科技为安全观带来了新的视角。新安全观认为，安全的主体多元化。安全主体不再局限于国家，小至个人，大至全球，出现了个体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提法。这些内涵各异的概念的精确性虽不无商榷之处，但共同的指向是突破国家安全的框架，倡导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的要素多样化、综合化。除了领土、人口、资源与政治主权外，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因素均对安全产生影响，成为安全的新要素，如果忽视这些新要素，那么安全就是残缺的，甚至会导致不安全。

　　高科技引发安全战略调整

　　安全战略是安全观念的反映和实施，随着高科技导致的安全观念的变革，安全战略必然相应的调整。在传统安全观指导下，安全战略突出表现为国家性、军事性、对抗性、单一性。各国所制定的战略大都是一定时期内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由于军事安全是国家关心与维护的首要安全，所以各国安全战略都突出战略的军事性，有些甚至就称之为防务报告、防务战略。

　　新安全观指导下的安全战略开始发生调整。由于高科技时代的非传统安全具有跨国性，并且很多全球性问题既涉及人类共同体又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安全，所以安全战略除了考虑维护国家的利益与安全，还要同时顾及整个人类的安全以及每个人的安全。这样，与国家安全战略并存的就是全球安全战略、人民安全战略，其核心是人的安全。这表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渗透到安全战略之中。

　　高科技时代突出了安全的多样性和非军事性，以非典、禽流感、艾滋并环境污染、全球升温、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给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单纯的军事战略已远不适应时代对安全的要求，于是，安全对话与合作就成为各种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高科技带来的安全挑战与困惑

　　首先是指高科技使安全冲突升级。高科技作为一种最新的技术和物质力量能够极大地提高安全能力，改善安全手段，因此，在其被盲目使用时，不仅会导致资金、资源的更多耗损，而且会产生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的对抗。核技术和空间技术使核冲突、太空竞赛不断升级，生物技术存在生物武器失控的隐患，信息技术引起新一轮军事竞争，凡此种种都表明，高科技既给人类带来福音，也能使人类面临灾难。

　　其次，安全挑战又指高科技给全球安全带来的脆弱性。由于高科技把当代人类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许多关键环节都依赖于高科技的准确无误，这就使得一个地区、国家出现的安全问题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危机、艾滋病扩散、非典的传播都是例证。所以，今天人类的安全从正面讲是相互依存，要求对话与合作；从负面讲则具有更多的脆弱性。

　　如果说安全挑战更多涉及技术和现象层面，那么安全困惑则更多侧重于政治层面。困惑之一是当代全球安全与主权的关系。比如非典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介入。当然，公共卫生和自然灾害等导致的国际安全合作还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而那些更敏感的安全议题，如预防性干预、人道主义干预、国际人权保护等则至今受到非议。这种困惑是当代全球安全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并在实践上有效防止西方大国借维护人类安全和国际安全合作之名图谋私利，那么，新安全观就难以有更大的影响。

　　困惑之二，谁来维护人类安全、全球安全。当安全被定位于国家安全时，国家自然就成为维护安全的行为主体。现在，安全不拘泥于国家，人们深切感受到那些蕴涵于全球问题之中的全球安全，它需要以人类的名义行动。然而，人类是一个“类”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所以相对国家安全而言，人类这个安全主体就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高科技发展给全球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就安全领域而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存，传统安全观与新安全观并存，传统安全战略与新安全战略并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同时应当看到，传统安全及其观念与战略仍然是安全领域的主流。我们必须重视国家安全的维护，充分发挥高科技的作用来提高维护安全的能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树立全球意识、整体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解决传统安全观和安全战略无法解决的安全问题，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整合世界的重要因素

　　冯江源

　　21世纪初及往后几十年，将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生重大转机的时期。当前，席卷全球的高科技浪潮，正使整个国际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与调整。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关系虽然已从多方面受到高科技发展的巨大冲击，引起一系列变革，但是，工业社会及其生产和行为方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理论学说、决策和管理制度却依然占据支配地位，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工业社会背景中，多数国家在经济上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在军事上突出对资源的主权绝对占有甚至扩张，由此便奠定了该阶段这批国家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基矗直至今日，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科技一般也只被当作实施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工具，或是增加经济生产总值的借助手段。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科技的涉外职能发挥有限，有些国家只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

　　不过，当代国际关系的大量事实说明，持续推进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化正在极大地改变过去科技与政治、经济、军事、安全联系的间接性，使得国际关系变化的范围扩大、速度加快。高科技推动国际关系发展，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已波及世界各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大国利益开始重新组合；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日益发达，加之经济的相互渗透及文化的频繁交流，不能不使国家乃至国际间关系变成一种彼此不可分割、有着严格层次和特定运作机制的体系结构；各国的政治、经济水平差异和力量对比越来越通过综合国力得到显示，高科技居于其核心部位，综合国力较量的日趋激烈是当今国际关系变幻不定的首要根源。高科技的继续深入发展，必将加剧这种变化的复杂程度。

　　进入21世纪，无论和平与发展，还是各国共同安全与利益维护，都不能离开高科技的直接参与。十分明显，以科技为导向、经济为基储政治为目的的多元世界格局，才真正是今日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尽管国际形势风云万变，但科技、经济、政治将无疑是观察、分析各种国际问题的起点与归宿。近些年，世界经济加速走向高级化和一体化，世界经济结构同贸易、金融市场日益密不可分，资源、生态治理与国际关系屡屡互动协调，经济竞争、政治分歧和安全危机达成多赢解决方案等，都是利用高科技的交流、合作才找到好的渠道和取得相应效果。

　　高科技发展与世界格局结构及其系统的协同递进，始终都在对国际关系施加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影响。恰恰是这些影响，而引起国际关系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转换。目前，国际关系正围绕产业结构、区域合作、南北协调、生态优化、社会环境质量和软硬国力，展开新一轮生存与发展优势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乃至军事领域的紧张拉锯。在这里，国际关系新秩序主要包括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新的全球资源分配系统、新的发展观和世界意识。对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和内容，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主张不一，但人类生存条件面临的威胁和压力终究会让各国朝着同一个目标靠拢，而科技无疑正是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凝聚力之一。

　　国家安全的双刃剑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马清钧朱联辉

　　生物技术，有时也称生物工程，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涵盖范围最广的学科之一。生物技术目前被世界各国普遍视为一种高新技术，它对于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食品短缺、健康、环境及国家的经济发展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生物技术领域内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表现出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其研究成果将极大地改变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有关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在不同领域内获得了明显的成绩。

　　在分子水平上，主要是围绕基因信息的基因组、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等项目的研究进展迅速。当前人类基因组测序已完成，得到了涵盖99％人类染色体组的图谱，对人类基因组图谱的认识更为精确。生物基因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对病原体导致疾病侵袭的基因、毒力基因、毒素基因等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推动。部分基因的功能及调控研究已较为深入，对在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病原体及其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在全球范围内，蛋白质组的研究已启动了7个项目，即美国牵头的人类血浆蛋白质组计划、中国牵头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和德国牵头的脑蛋白质组计划等，这些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力地促进了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进展。

　　生物技术的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毫无疑问，生物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福祉，但是，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是也隐含着误用、滥用和谬用造成危害的一面，从而对国家的安全带来危害。

　　一是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特别是遗传工程的迅速进步，为人类改造生物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得人们对疾病防控的难度大大增加。目前人类对多数病毒、细菌的基因操纵技术日益完善，可以很随意地改造病原体的抗原性、感染特异性和毒性等，从而给侦检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在今天，将微生物毒力、侵袭力、致病力、抗原性基因进行改造与重组，几乎是任何微生物实验室都能做的常规工作。近20年，新发传染病在世界上不断出现，这其中也不排除部分是人为研制的病原体。

　　二是“人造生物”的出现使人类面临着新的威胁。人类和多数烈性病原体的基因组测序已完成，目前已完成基因组测序的病原微生物数量正在迅速增多，已完成多达180种细菌、古细菌及1000余种病毒基因组测序。人类的基因序列成了可共享的公共数据；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人类针对特定的调控环节设计新的病原体成为可能。

　　2001年，澳大利亚在应用遗传工程技术研制鼠绝育疫苗时，意外发现，将白细胞介素—4基因插入鼠痘病毒后，可以导致60％以上的鼠死亡；美国科学家重复了该实验，通过改进，可以使100％的受试动物死亡。可以想象，如果用同样的技术途径改造与之类似的可感染人的痘病毒或猴痘病毒，或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使鼠痘病毒感染人，这类新病原体一旦泄漏或被恐怖分子使用，新型的、无可预防的“天花”就会暴发，人类将面临重大的劫难。

　　三是种族特异性基因武器所造成的潜在危害。随着基因组测序的完成，虽然人们未能发现人种特异性基因，但是，通过人类基因组基因序列不到1％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研究，发现某些SNPs在特定人种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它人种。这种差异有可能成为种族特异性基因武器的作用靶点。

　　毫无疑问，生物技术已成为21世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及参与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虽然说是全世界精诚合作的成果，但围绕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以及功能基因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在反生物恐怖方面，各国虽均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但其中所涉及到的生物制剂、技术、材料与装备等，各国也加以严格的限制，有关生物恐怖相关病原的信息等也难以从公开渠道获得。因此可以预见，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各国的合作将越来越密切，但同时面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高科技确保国家安全

　　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冯奋强

　　现代军事演习已成为检验高科技武器装备实战效果的有效途径。照片为美韩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图片选自美国《新闻周刊》）在军事需求牵引和科学技术推动下，军事高科技获得了迅速发展，一系列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不断涌现，谁拥有先进的军事高科技，在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斗争中，谁就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和更大的主动权。军事高科技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对付和消除影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一系列军事威胁，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认为，在微电子器件、计算机网络与通信、微机电装置、微制造及纳米制造、量子计算机、新能源等基础性军事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将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由于军事高科技的发展能够带动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形成新的产业群，能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乃至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

　　军事高科技的最新发展也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现代军事侦察技术特别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空有千余颗各类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对世界各国进行着全方位、全频谱、全时、全维的侦察和探测，国家军事主权和边界安全面临无形侵袭的威胁。

　　军事高科技的发展使国家安全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了对抗。由于军事高科技在武器装备上的运用，远距离作战能力不断提高，美军装备的12管火箭炮射程达32公里，“长矛”导弹射程130公里，由潜艇发射的“三叉戟”弹道导弹射程达7400公里，B—2A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达8000公里，实施空中加油后可达世界任何地方，使得国家安全威胁已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大兵压境，而必须面对防区外全纵深打击，国家安全防御和进攻范围大大扩展。

　　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各国开始研制装配在航天飞机或太空站等太空飞行器上的激光武器，用以攻击地面、天空或太空目标。随着军事高科技的发展，国家安全已不仅仅限于空中、地面和海上安全，而是遍及地面、地下，水面、水下，高、中、低空，太空和电磁等多维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争夺制天权、制信息权为制高点，以获得空间安全、信息安全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在陆海空天电领域全面获得安全。

　　军事高科技具有威慑对方、不战而胜的威力，在国家安全对抗中能起到慑止作用。在冷战期间，苏联之所以能够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抗40多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着武器装备高科技含量增加，其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价格也越来越昂贵，一艘688核潜艇价格为3.46亿美元、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造价达50万美元，打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双方都难以承受。特别是在现代军事高科技基础上研制的环境武器、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人工智能武器、信息武器、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等“新概念武器”，一旦投入战场，其高破坏性和难控制性，使国家安全对抗双方特别是拥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由原来注重以实战维护国家安全转向威慑与实战并用，更加注重采用经济手段、外交手段、双边或多边和谈、会谈等手段，扩大安全合作成为各国调整和谋求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

　　当今世界局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但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必须在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前提下，抓好军事高科技建设，走积极防御、科技强军之路，切实增强我国在高科技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大力推进国防现代化，才能确保我国国家安全。

　　科技外交任重道远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

　　高科技发展与新世纪外交看似互不相干，但这两者都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子系统

　　外交工作必须重视高科技的发展，高科技发展也要为外交工作提供保障。二战后6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高科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外交行为的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外交体系也在悄悄重建。这主要表现在外交决策体系的完善与强化，高科技正是这一重建的物质基矗信息技术正在无形中改变着外交行为方式和促进着外交体系的重建。在中国，新世纪初，已经出现与网络技术相关的外交新概念、新事物：一是电脑互联网络与公共外交。二是电脑互联网络与信息安全。电脑、传真、手机等使外交联系更加便捷，但这些在境外高科技情报搜集监控系统下几乎处于“信息裸体”状态，外交透明度空前增大。三是电脑互联网络与民意导向。过去的信息传递方式是纵向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而网络的普及则使人们横向传递信息、互施影响的社会现象势所难免。社会信息化孕育了外交民主化，网络民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在增大。四是电脑互联网络与危机管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伴随我国法人、个人更多地走出国门，公民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外交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这3个问题是：第一，外交行为和体系如何与高科技发展相互适应？第二，外交行为和体系如何与高科技发展相互利用？第三，外交行为和体系如何与高科技发展相互促进？

　　如何实现上述“三个相互”呢？作为我国高科技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首先要考虑我国新时期营造“四个环境”的外交战略需要。所谓“四个环境”是指“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召开的我国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这“四个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说到底，我国外交就是建构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国际社会，以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科技发展本身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指标之一，既可为我国外交提供更便捷、有效、安全的手段和工具，也可通过外交努力谋求自身的发展。

　　“科技外交”虽然还没人使用，但国际上“科技政治化”现象比“经济政治化”问题还严重

　　新世纪外交工作如何为促进我国高科技发展服务是一个新的课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一直十分明确，“经济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外交为科技发展服务的口号喊得还不够响亮，也没有人使用“科技外交”的概念。其实，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国家安全的关键。因此，我国外交有必要了解国际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努力促进高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迄今，我国与一些中小国家高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相对顺遂，而某些西方国家则仍在高技术领域对我国实行歧视或封锁政策。国际上的“科技政治化”现象实则比“经济政治化”问题还严重。如何突破国际科技封锁，是我国外交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另外，21世纪，生物技术、基因研究、脑科学可能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而与此相关的伦理、人权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也会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与未来形势发展相比，我国需要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的“科技外交”人才。例如，涉及海洋权益争端，就需要相关法律、海洋学、地理学方面的知识；防扩散就需要化学、生物学、核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两大关键因素需要考虑：一是造就人才，一些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国际关系学或外交学的研究生，成为懂科技的外交官等复合型人才；二是创新机制，外交部与科技部、相关大学之间可以形成更加密切的、多种形式合作机制，共同做好“科技外交”这篇大文章。

　　正确的外交战略选择和高科技保障，是促成“可持续安全”的重要因素

　　高科技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的重要保障。21世纪，人类将面临能源、水资源紧缺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甚至可能成为国际争端的主要诱因之一。因此，新能源技术、节能技术、可循环技术、可再生技术的突破，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从科技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落差，是南北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的提高则将是缩小南北经济差距的关键。但是，拥有高科技，并不等于必然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例如，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另外，如果对外政策错误，在军事领域高科技的使用反而会引起安全异化现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表明，企图通过高科技军事打击推行“大中东计划”对外战略目标，不仅没能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战争及其后遗症反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人类将继续面对一种极其荒唐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众多国家在虔诚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而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甚至要忍受限制自身发展之苦，而另一方面少数国家却既不受限制地享用能源资源又任意发动战争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因此，只有正确的外交战略选择和高科技保障，才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

　　人民日报国际周刊供稿，相关报道见2005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