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我就喜欢新奇的野路子

　　四卷本旧作作品集紧随新作《后悔录》出版，接受本报专访谈“小人物”写作与“荒诞”生活

　　看看东西

　　“谁是东西”在文学圈早已不是一句笑话，而一系列改编影视剧与不久前刚推出的

　　与此同时，根据长篇同名小说《我们的父亲》改编的同名连续剧16日也将在央视六套节目播出。

　　东西接受访谈时很低调，正如他对自己特别的笔名作出的解释一样，“东西”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像《东邪西毒》、《东成西就》般好记，二是强调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别把自己当人。

　　谁是东西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做过老师，秘书，编辑，现为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最新出版四卷作品集，作品集封面为方力钧油画。其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据该书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根据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响亮》。根据长篇同名小说《我们的父亲》改编的连续剧将在央视播出。2005年7月推出长篇新作《后悔录》。其他主要作品有：《肚子的记忆》、《不要问我》、《目光愈拉愈长》、《猜到尽头》、《我为什么没有小蜜》等。

　　东西的作品集多以描写小人物为主，他认为他们用黑色幽默来抵抗强大的势力，用冷幽默来释放压力。本报记者高松摄

　　「谈创作」“猜到尽头”

　　作者写肥皂读者读出毛巾

　　新京报：此次结集出版的是作品集还是文集？具有里程碑意义或仅仅是个总结？

　　东西：我从1985年爱好文学，已和文学结缘20年，尽管写了20年，我的作品并不很多，作品集装了我的各种风格。但作品集不是文集，只是一个总结，除了《后悔录》这个长篇是单行本外，收录了90%我的作品，而且也都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作品。

　　新京报：画家方力钧第一次将他的油画作品当作图书封面，这对书所起到的配合作用，是一种画龙点睛还是阅读期待的超越？

　　东西：他的画我很喜欢，画中夸张、荒诞、泪水之后的微笑，苦难却又不失理想，其中蕴藏的复杂性与我作品的精神气质相得益彰。

　　新京报：你希望你的作品被读者更多记忆和认可的地方，是它们结构上的新颖还是主题上的深刻？

　　东西：比如在《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父亲是个哑巴，他比划着，四方的，能擦身体的，他希望儿子买条毛巾回来，可儿子是聋子，他按照他的理解买了四方的，能擦身体的，肥皂。这一细节暗喻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作者可能提供肥皂，但读者却读到毛巾。

　　新京报：你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家，陷入常规思维的困境时怎样摆脱？

　　东西：有一次，写一个人自杀时，想写得不一样，很苦恼。一部印度电影《死亡宝座》启发了我。故事讲一个村庄通电了，政府首先送去了电椅，有一个偷香蕉的人被判死刑被电死，所有人都羡慕他坐上了电椅。而在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的思维呢，他会先写农民致富了，孩子晚上可以在灯下读书了。但印度编剧讲人虽死亡，还被人羡慕。这样的角度就很新奇，我就喜欢这样的野路子。

　　新京报：有人认为，“广西三剑客”中，你以诡异先锋著称，鬼子以悲剧感动读者，李冯则被认为是个“篡改历史的小丑”，你怎样评价另两位剑客？

　　东西：“广西三剑客”是评论家李敬泽的概括。写作的确是个体的劳动，我们三个风格迥异。鬼子关注苦难，李冯擅长对经典名著解构。

　　「谈作品」“目光愈拉愈长”

　　身体在脚下，心灵在远方

　　新京报：作品集中收入中篇小说《肚子的记忆》也被收入台湾大学中文系课外阅读篇目，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种全知视角式的蒙太奇语言，能否给我们谈谈它在叙事上的突破之处？

　　东西：台湾《世界中文小说·大陆卷》收录了它，作为台湾中文系学生课外阅读的篇目，对此评价是：在福克纳的叙述上翻了一番。它挑战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圈内人读过后都大呼过瘾。小说中每一个段落里出现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叙述者，上句是A讲，下句也许已经变成B了，但是故事并不因此而打断。无数个第一人称就像无数架摄像机，通过剪辑，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故事的叙述。

　　新京报：《耳光响亮》是一部漫画似的长篇小说，这从主人公姓名牛青松、牛红梅等名字就可看出，为何以变形夸张的笔触写作？

　　东西：那是1996年，我常听国际歌，有种呐喊的感觉，也很喜欢崔健的摇滚乐，希望以嚎叫的姿态反抗压抑，恨不得一夜成名，所以写得很张扬，很自由，和当时的状态有关。

　　新京报：在创作《把嘴角挂在耳边》、《口哨远去》等作品时，为何会选择一条“器官写作”式的路子？

　　东西：这点是无意识的，是评论家发现的。像写《目光愈拉愈长》时，我看到一条新闻，哈勃望远镜能看到几亿光年以外，我们的目光能看到很远，但脚下的东西却被忽略了。身体在脚下，心灵在远方。

　　新京报：如果许多年以后回望一番，《后悔录》在你个人写作的历史中的意义是“承前启后”还是“空前绝后”的？

　　东西：对我而言，《后悔录》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这至少证明写了很多剧本后，我还仍能写小说，在作品中我延续了对小人物精神困境一贯的关注。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希望创造一个人物。一提到鲁迅，你看到他身后一大排人物，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等，我就希望曾广贤是这样一个经典的人物，他身上后悔的特点也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其实，鲁迅一生写的作品也没有现代作家两年写的多，现代作家在追逐着量的过程往往忽视了质。质量和品位是我永远追求的。

　　「谈生活」“肚子的记忆”

　　生活比我的小说更荒诞

　　新京报：有评论家用“身体穿过历史的荒诞现潮概括你的作品，但你认为，生活比小说更荒诞。

　　东西：其实生活真的比我的小说更荒诞。那时我家是富农，1976年我母亲作为坏分子的名额被拉去乡里批斗，当时批斗会现场我没有去，我在喇叭里听到，他点了我母亲两个错误，第一，我家的“青岗子”一颗都没结，第二个罪状是我父亲没有去参加修公路，可当时我父亲正在修公路呢。当时我才10岁，这种公然说谎让我觉得现实很荒诞。

　　新京报：《肚子的记忆》等作品中，主人公对贫穷的极度恐惧与你的个人经验有何暗合，能谈一段你和肚子相关的记忆吗？

　　东西：少年时候生活在乡村，饥饿感时常袭击我。

　　读大专的时候，每天晚上下晚自习回到宿舍我都做强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我去吃了米粉，明天早晨我就没有了早餐，不吃又饿，只能用意志战胜饥饿。那时候，我就用阅读名著来充饥御寒。

　　新京报：你的观察视角似乎很有些“歹毒”，在对日常生活的琐细叙述中，很容易看出你对生活真相的“荒诞感”的深刻体验。

　　东西：写作者也是研究者，他是去发现人类心灵的秘密。比如《我为什么没有小蜜》中主人公看到人家都有小蜜，他也想有，小蜜与感情无关，成为一种象征。

　　你说我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我肯定也有。

　　还有，在阅读名著时和自己的沟通是很重要的，我刚调到《广西日报》社工作时，晚上写作写到很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会迟到，我就尴尬地告诉主任说，身体不舒服去看病了。当时我正重读《变形记》，发现（格里高利）在变成甲壳虫的时候，为保住自己的工作，他还在不停地想，经理要问我，我就说生病了。其实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往往也都会耍弄这样的小伎俩。关键在于，好的小说一定能找到其中的心灵共通点。

　　新京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具有冷峻色彩的黑色幽默叙事风格的作家较为少见，你为何偏爱这种风格？

　　东西：小人物往往用黑色幽默来抵抗强大的势力，用冷幽默来释放压力。在生活中，我是去发现幽默而不是传递幽默。电影金鸡奖在南宁颁发的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懒觉，凡一平（《理发师》《寻枪》的原著）打电话告诉我，他在晒底片，“24寸的”。我说“你平常不是晒5寸的吗？”他说“我和巩俐合影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厘米。”我很生气，后来说“凡一平，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都跨越不了这五厘米。”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这伎俩在我写作中也常用。

　　「谈“触电”」“耳光响亮”

　　小说不一定比电影更高雅

　　新京报：你的多数作品在被你改编成影视剧本后，是否有所戕害？如果存在这种戕害，具体体现在哪里？

　　东西：《我们的父亲》小说的本意是农村父亲进城来，想用农村的办法解决农村的问题。最后他处处碰壁，想从子女的眼皮底下溜走，直至死了，儿女都不知道，哥哥以为他在妹妹家，妹妹以为他在姐姐家。事实上，子女参与了父亲死亡的过程。我想表达这是一个没有父权的时代，没有了绝对的权力。这是我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但在电视剧中，它不得不收缩，世俗化，降低为父亲与孩子间的亲情叙事关系。

　　新京报：池莉、苏童、毕飞宇都表示过在风华正茂时将全力投入写作小说而不将精力投注在影视作品，你对于作家触电怎么看待？

　　东西：我觉得，我们的作家不要过分自恋，对影视剧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你看很多欧洲电影，会认为电影比原著差？小说不一定比电影更高雅。让读书的人读书，让看电影的人去看电影吧。

　　新京报：你的《后悔录》如果有改编成电影的可能，那么你希望谁做导演？

　　东西：如果可以，我想自己做导演。我写完了这个长篇，想休息一段，再做《没有语言的生活》电视剧的改编。

　　新京报：你将作为广西民族学院驻校作家上大课讲文学影视欣赏，会给学生讲什么样的阅读经验？

　　东西：我看到一个报道，“9·11”之后，美国市民都在抢购带钢板的地下室，如果有恐怖袭击则可以躲避两三天。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卡夫卡写过《地洞》，写一个虫子因为恐惧在地洞里建了无数的通道，逃跑，建完之后，它还不敢住在地洞里，它埋伏到对面的草丛里，观察什么样的动物会来欺负他。在读小虫子的恐惧时很难想象今天人们对灾难的恐惧。我愿意把这样的现实生活与小说嫁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