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翻供”太敏感

　　成都火车站“警偷勾结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受审的4名嫌犯庭审中开始翻供，控辩双方成胶着状态。被告人冯桃在法庭上否认收钱的原因是“警偷勾结”，且退赃数目远远低于他收取的不明财产，而且他还指出，在调查此事时，调查人员曾经声称只要退了钱就没事了，他们才胡乱凑钱达到调查人员“需要”的数目，不料后来才发现上当受骗了（本报10月13日A4版）。

　　被告人“翻供”在我们看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推翻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供述，意味着是在对抗司法机关，同时也拖延了庭审时间，带来很多麻烦，所以要“抗拒从严”。

　　实际上，西方法治国家是没有“翻供”概念的，他们实行的是“庭审中心主义”——被告人的供述要采信的话，必须在法庭上当着法官的面进行陈述，被告人在庭审前向侦查机关作出供述除非得到被告人认可，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依据，只能作为证明被告人法庭陈述是否真实的一个佐证。

　　而我国采取的是“侦查中心主义”，而“侦查中心主义”是有违“控辩分离”、“裁判中立”的现代刑事法治原则的。如果只要侦查机关获取了证据，就可以对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侦查机关事实上就充当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角色，诉讼的中立、公正、公平就难以保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所谓被告人“翻供”，其实就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而已，有利于维护被告人自身的权利。因为，在侦查这种秘密状态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压力巨大，因而，在公正的法庭氛围中，应当允许被告人作出自己的辩解。

　　进一步说，正是所谓的被告人“翻供”才能真正检验控方的证据是否扎实，从而在实质意义上体现“庭审中心主义”。对于被告人来讲，或许正因为他们有“翻供”的权利，才可能使无罪的被告人免受不当的刑事追诉，才能有效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摘自《南方都市报》作者：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