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配套措施扩大适用假释

　　笔者调查发现，我国假释率达不到３％，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究其原因，是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对服刑人员的假释承担一定的风险，害怕个别服刑人员在假释期间出现失控而重新犯罪，有关责任人会被追究责任或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笔者认为，执法人员应改变观念，在完善配套措施后相应扩大假释的适用。

　　一、更新执法理念

　　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国家刑事处罚制度，只是执行刑罚的场所不同而已。我们应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把假释作为建立犯罪人再社会化的一个桥梁、对犯罪人刑事处罚的一种救助性措施、犯罪人的一项法定权利来认识。并非犯罪人只有在监狱行刑才是最安全、最保险的。犯罪人通过教育改造，具备假释的条件，可以通过假释完成从完全失去自由到完全恢复自由这一个过渡期，使他们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谋生技能，让社会逐步接纳他们，从而使他们更能适应社会生活，最终达到回归社会的目的，故假释是一种重要的惩罚犯罪的形式，它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放宽假释的条件，加强对假释的监督

　　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了假释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对累犯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除外。这一规定显得过于笼统，根据刑法规定，犯罪有故意与过失、未成年犯、危害国家安全犯与普通刑事犯罪的区别，这些情况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存在差异。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目的与刑罚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最后达到预防和消灭犯罪。作为刑罚具体运用的假释制度，应根据犯罪分子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的大小规定假释条件。对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孝主观恶性相对较轻的罪犯，如过失犯罪，少年犯，普通刑事犯等，可适当放宽假释的条件。同时根据其在监狱的改造表现情况，并由其亲人或监护人申请，承担监护责任，实行保证金制度或担保人制度，变更刑罚执行的方式——予以假释，一旦假释人员失控，担保人承担相应的经济、民事、行政责任。

　　对老残病犯的假释，应适当放宽条件，优先考虑适用假释，重点审查其身体状况是否已丧失作案能力，对其单独考核，增大老病残犯的假释比例。

　　三、建立健全假释后的保障机制

　　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罪犯出狱后容易受到社会的歧视、排斥，假释罪犯也会遇到同样的处境，他们在监狱内服刑，与外界接触甚少，加上经济状况差、自身无技术等原因，很难融入社会。

　　此外，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服刑人员假释后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教育考察管理，公安机关的警力有限，且公务繁重，根本就没有充足的精力来对其进行管理教育考察，使服刑人员从完全失去自由的监禁生活到出狱后完全获得自由重新回归社会这一过渡期缺乏有力有效的引导帮教，使假释等非监禁服刑人员处于“无人管”的“真空状态”，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矫正机制，来帮助假释罪犯重新走向社会。即假释等非监禁刑人员的社会矫正工作应从公安机关的派出所交由各街道乡镇的司法所承担，并由其协调假释罪犯所在的基层组织和其近亲属组成监督帮教小组配合帮教工作。规定所有的假释等非监禁服刑人员，都必须接受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定期向司法行政机关汇报改造表现活动情况。社会矫正帮教小组可组织假释人员定期参加一定量的义务劳动，如清扫街道，为敬老院老人义务服务。还可以为假释人员联系学习、劳动的场所，如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他们联系适合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通过劳动重新融入社会，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消除社会对假释人员的歧视。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促进他们与社会的沟通。

　　四、加强对假释程序的监督，确保司法公正

　　对假释应进一步加强检察院和法院的监督作用，增强其诉讼性。将法院现行的书面审改为诉讼程序审理，即执行机关拟呈报假释的案件，先经过检察机关驻刑罚执行场所的检察人员审查，由检察院呈报法院裁定假释，对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还可实行开庭听证审理，即到罪犯服刑的场所进行开庭听证审理，以保证办理假释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法院合议庭的审判职能、执行机关的举证职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强化对罪犯的感召效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新胜地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