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友·针砭]“70后”的生存焦虑与文学自觉

　　□春之

　　自从“80后”在文坛上崛起之后，几乎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半壁江山。当“70后”的人醒来的时候，发现大势几乎已去，只好做出来一个“70后”的概念，奋起反抗，在这个旗

　　冯唐不普通，是立志要继承汉语千年道统的人。

　　要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看要跳过这百年的文学史来理解冯唐的想法。据说他是在童年的时候，被《史记》中的“好汉语”闪电般地一举击中，获得了对语言魔力的高潮体验，导致他觉得任何事情都比不过文字给他的感受，所以他从小立志在笔头上用功，要写流芳千古的汉语出来。他是我看到的作家中，最注重自己文字价值的人。他一定认为，自己的文字里边存在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威严且婉转。他从自己的回忆着手写作，试图把每一个可回忆起的细节进行锻造，好让那些在时间里湮没的东西进入不朽。冯唐在他个人的历史里挖掘个没完没了，像一个具有理想主义，但又很好满足的孩子，似乎自己经历的那点东西对于他自己的才华已经足够了。他的文字是值得读者凝视的，但小说的故事架构有点不尽如人意，他的第一部小说《万物生长》似乎过于精巧，而《18岁给我一个姑娘》又几乎放弃了情节线条的架构，期待着冯唐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李师江是在自己经历里沉沦的。他对每一个细节都不做任何多余的文学性修饰，也就是说不像冯唐一样，对自己的经历做一点稍微具有“公度性”的描写。

　　那何谓“公度性”？就是作者在文字中企图让读者有同感的写法，可以是那种夹杂着反思或者内省的文字，这种文字里的内容，可以变成读者进一步感受的经验。

　　李师江写了他看到的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泡MM、换工作、过着混乱生活这类正在流行的东西。虽然在内容上，李师江成为了李师江，非常独特、不可评论，他就是他自己，不是任何人。他不试图让自己的经历成为一种经验，甚至成为一种文学经验。看得出来，他在模仿亨利·米勒或者是凯鲁亚克，零散化的写作，杂七杂八的生活和粗语，但亨利·米勒自有一种天赋和气质，而凯鲁亚克则有一种过人的才华，又恰好跟金斯堡和斯奈德这帮文化先锋凑到了一起，也是注定要成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大脑”的。走零散化写作的路子，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口述实录”。在《逍遥游》里，已经有了这种迹象。

　　零散化写作的前提，要求个人经验必定是这个时代最独特、最具有前卫性的经验，亦即个人经验本身就超越了个人经验而与一个时代风云际会，才能成其为像样的作品，比如卡萨诺瓦的回忆录，比如亨利·米勒。李师江的个人经验是远远称不上时代性的，对细节的捕捉能力并不能覆盖经验的苍白。

　　但凡70年代的作家试图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的时候，总是要背负很多的东西，比如冯唐背负“千古文字”，李师江则是自己“噩梦”一样的经历，写《流言流年》的秋微则是张爱玲，从她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她受张的影响应该很大。在《流言流年》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又很深地对视了十三秒，在那十三秒里，他们仿佛彼此看穿，只这么一眼，只在那一刻，让他们意外地拥有足够的了解，了解到足够他们在一处继续厮混个一年半载，不用再有任何多余的迂回或解说。”写得非常好，但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

　　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张爱玲接下来是”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而秋微却就此打住了，文气还似乎不足。秋微还是比较会讲故事的，带着她独到的”张爱玲腔“，以及那种对世情的苍凉感。

　　《我总是心太软》的杀伐，试图写一个自身经历之外的故事，一个好的故事，但故事本身却是熟烂的。

　　他是一个想写成人神话的人，文字要满足男人对自己的想象，写的是男人心里最想要的东西：名气、货币、性、女人，而且不止于女人，是女人对自己死心塌地的魅力，在这点上，杀伐在文学上显得很不成熟。他非常适合进行商业写作，讲一个故事讲得又快好看，小说里是需要有这种有娱乐功能的作品的。如果按照一个流行小说来看，杀伐的小说中涉及的商战戏、情感戏显得幼稚而且可笑。看来杀伐需要多一点积累，多一点社会细节的体察。这样也许才会写出点大家满意的东西。

　　为什么说一部作品是属于“70后”的？是因为中间有他们的经历。“70后”是有一种个人意义上的经历的。这点不同于上一代人，那一代人带着一种集体性；也不同于“80后”，他们似乎缺乏有刻度的经历。

　　他们如何面对他们的经历，决定了他们文字的分野。

　　他们的个人经验可以看做一个针对“70后”进行文学批评的向度。如果不依靠个人经验，就必须要有精神的超越性，以独有的精神气质汇入“承前启后”的精神传承，默默传递着“不发言”的思想。在“70后”的写作里，遗憾的是，目前还很少见到这样的作品。“70后”过于依赖个人经验，他们的写作必然遭遇瓶颈。冯唐、李师江是个人经验的代表，秋薇是用自己的个人经验去讲故事，而杀伐则是完全想讲超出个人经验的故事。

　　同样遗憾的是，杀伐没有讲出一个好的故事，秋薇的故事也不算太精彩，只能靠笔力来填补。这是热闹之中的一重悲凉：“70后”作家居然都不太会讲故事。其实从今何在、李寻欢这些人的动向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魔幻叙述的转型，也是因为他们不会讲故事。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看得出有人是很眷恋70年代的经历的，如冯唐；有一些人是逃避的，像是逃避自己的命运，如李师江；有一些人是遗忘的，要创造独立的文学生态出来。

　　存在一个“70后”的文学吗？他们除了都生于70年代外，存在着构造自身文学经验的共同印记吗？“70后”如何处理自己的经验？拯救，还是逍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如同我感同身受地说，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地有一种焦虑感，他们在时间中穿梭，如同穿过漫长的荆棘林，那种刺伤不重却很疼、持续时间长，虽可愈合，但是精神的恐惧却难以忘记。这种焦虑几乎是积重难返，在看“70后”的文学作品的我，一直寻找等待着那种带着自我解放的文字，这里“解放”的意思并不是某种革命，而是指从自己含混复杂的苦难里获得自由。这种文字里会带着那种罕见的自我意识与想像力，会展现出另外一种文学形态。

　　其实，冯唐的文字间稍微有点刻意修炼的痕迹，但就是这点刻意，让我感觉到了冯唐的高贵、努力，等到他连这点刻意也化为无形，也就成大器了。李敬泽说，“80后”小作家的崛起不是文学现象，而是文化现象，潜台词是不是说“70后”的就可以上升到文学性了？其实“70后”也是参差不齐，让我们继续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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