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大陆逍遥，就是我的动态视力”

　　《大陆逍遥》描写等身大的中国岩城夫妇用俳句和随笔感触中国

　　“这里也有苦涩的柿子。卢沟桥。”1991年，受日本东京广播公司（TBS）委派，来北京常驻的北京支局长岩城浩幸在卢沟桥畔，写下了这样的俳句。在这位日本记者的眼中，北京再普通不过的柿子树，似乎成了凝视历史的见证人，柿子的苦涩浓缩着中日间不幸历史的滋味。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内，他和夫人岩城敦子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这对颇有情趣的民间俳人，写下了160首清新素直的俳句以及相关随笔，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

　　俳句是日本文学中的一种特殊题材，也被视为世界上最短小简练却意境悠远的定型诗，俳号分别为“酩酊散人”和“晴雨”的岩城夫妇的作品，基本在风格上延续了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传统，以“三岁童子”般的天真质朴，来表现自己眼中的中华风物和生活样貌。

　　其中，有对历史的深沉感怀———“长城三面环，景仰，战栗”，也有对北京市民生活的调侃之作———“穿胡同，满眼白菜垛成墙”。

　　近期，在朋友田建国的提议下，这对日本夫妇终于打开了尘封十年的作品，将这些自娱自乐的文字整理成了《大陆逍遥》一书，同时展现在中国和日本读者面前的，是一对日本平民夫妇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国的体悟和感触……

　　岩城夫妇用160首俳句以及相关随笔，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

　　中国于我既亲切又遥远

　　新京报：你们是离开北京之后第一次回中国吗？

　　岩城浩幸：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基本上每年都回来。

　　岩城敦子：我是离开北京后，第一次回来，有将近十年了。

　　新京报：最早接触中国，是一种什么印象？

　　岩城浩幸：在1991年7月派驻中国之前，我作为政治部的记者，曾经三次访华。

　　最早是1987年，随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访华，书中有一张站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照片，就是那时候拍摄的；第二次是1988年，随担任首相的竹下登访华；1989年，又随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作为政治家的随行记者，要参加各种会见，但活动范围很狭小，所以，此前所谓“来过中国”，其实是十分淡薄而有限的体验。中国对我而言，总是既亲切又遥远，我对中国的兴趣也由此萌生。

　　新京报：书中记述的基本上是1991-1995年，你们在中国生活期间的一些感受，这也是中国变化非常快的五年，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岩城浩幸：当时中国确实正在经历很大变化，我感受很深。我1991年派驻北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大一点，引起中国社会很大的震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自信心不断增强，以前也不是没有自信心，但随着国家的发展，中国变化更明显，发展速度更快，显然更为自信。当然，也还有很多问题，希望随着中国的发展，能够逐渐解决。中国正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要遵守国际的准则，跻身世界前列，这是最大的变化。

　　岩城敦子：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主要是听我丈夫谈起一些中国的事情，因此，既有不安，也有期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中国变化越来越大，很有活力。

　　“不开之屋”尘封的秘密

　　新京报：你们离开北京已经十年了，为什么还想到要出版这么一本书？

　　岩城浩幸：我们家有一间名为“不开之屋”的房间，堆放着很多还没有打开的纸箱，里面有从北京搬回来的孩子玩具、檀香皂、铜火锅、景德镇瓷器和毛主席像章等，也有我们当时的日记和照片，其实这些箱子封存着的是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就在这些记忆似乎渐渐淡去之际，友人田建国夫妇向我们提出了在中国翻译出版俳句集的建议，我们才开始打开这个“不开之屋”，“开行囊，积沙黄，犹傍古董”，把在北京生活的一些片断回忆整理出来。我们的稿子整理耗时太长，正好赶上中日记者交换四十周年纪念，但我倒宁愿抱着美好的误解：这样的巧合，一定包含着某种际遇和暗示。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使日本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读者能了解到日本还有这样如实地理解中国的人。我希望反映一个等身大的中国，即用和自己的身材一般大的眼光来看中国，既想不夸大，也想不缩校

　　岩城敦子：我们在写这些俳句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公诸于众，让世人去阅读。其实书中都是个人的日记和我们的相册。里面记录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五年中，亲眼看到的中国。当时，我写这些稿子时，没有想到会出版成这么漂亮的书，所以想到了什么，就写什么。在成书之前，本来还是有时间来把结构做一些调整的，但我没有改写，因为我觉得里面反映的是我带着孩子随丈夫赴任时的亲身感受，原来的顺序把最率真的情况保留了下来。所以，这些内容就是等身大的我自己，这本书出版了，如果能作为中日交流的内容去阅读，我就很满足了。

　　俳谐乃三岁童子也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用俳句和随笔的方式来写中国，是觉得这样的形式更好传达自己的感情吗？

　　岩城浩幸：其实，写俳句和随笔原本与我的工作无关。我原来对俳句也不是很感兴趣，最早是看见我妻子写俳句，由好胜心而萌生了这样的兴趣。敦子在参加俳句结社“童子吟社”时，受到桃子老师的指点，她当时从事天气预报工作，所以劝晴雨”为俳号。我后来也参加了这个结社，取俳号为“酩酊散人”，表示自己好酒，不知天高地厚地自比大诗人李白。所以，我的夫人俳龄已经20年，我的比她少两年。

　　门师桃子访华时，在我家举行过童子北京“句会”，我夫人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在北京外交人员圈子里办起了俳句讲座。俳句是描绘日常生活的优美话语，我和妻子一起写俳句，最早并没有发表的想法，就是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写下来，觉得很有趣，后来有些曾经发表在日本的俳句杂志《童子》以及中国的杂志等。我作为记者，主要负责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报道，必须理性客观，不能有个人感情色彩，而用俳句和素直的随笔，就可以把自己当时感受到的东西表达出来。

　　岩城敦子：随笔部分，有些是当时写的，有些是回国以后补上的，我们在“不开之屋”里一边看照片，一边回忆当时的情况，前后花了三个月时间。

　　新京报：说起俳句，最著名的似乎就是日本俳圣松尾芭蕉的“青蛙跃入古池中，扑嗵一声响”，但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俳句可能还是很陌生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岩城浩幸：俳句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其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在音韵上采用“五、七、五”三联十七音的形式结构，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二是要有表现季节感觉的季语；三是有用于断句或表示语气的断句字，但关于这点还有争议。比如，晴雨所写的“渤海湾，月儿满，细浪你追我赶”，就是三联，在日语中分别为“五、七、五”的音节，“满月”则是季语。日语是音节语言，俳句则是世界上最短的诗，用这样的诗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和外界事物，是有一些限制的，但作为省略的文学，俳句言简意赅，短小灵活，感情很浓郁，想象力很丰富，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新京报：你们的俳龄都在18年以上，才写出了这么优美的俳句，学习俳句一般都需要很长时间吗？

　　岩城敦子：俳句并不难，松尾芭蕉说过，“俳谐乃三岁童子也”，学得快的，只要一天就会，甚至三岁孩子也会做。当然，大人和孩子写的俳句，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蕴涵的情感都完全不同，可以用很复杂的语言，也可以用很浅显的语句，都可能很精妙。

　　俳句并没有年龄限制，日本俳人协会的老前辈鹰羽狩行，就是退休以后才开始写俳句的。

　　岩城浩幸：其实，在诗的领地里，中国才是历史最为久远的国度。日本的汉诗就是从中国传来的，而俳句又是从日本汉诗派生出来的。

　　在俳句领域，还有很多中日文化交流的余地。中国新近成立了汉俳协会，中国汉俳界的老前辈林林，曾经为鹰羽狩行的旅华俳句集《长城长江抄》，写过一首汉俳为序：“鸟瞰在秋空，长城长江两条龙，龙头向海东”，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喜欢俳句。如果这本书能推动日本俳句与汉俳之间的交流的话，我会感到十分高兴。

　　我眼中等身大的中国

　　新京报：书的中文名和日文名一样，都是“大陆逍遥”，看起来日本味似乎比较浓，中国读者应该作何理解？

　　岩城浩幸：其实“逍遥”一词要和“大陆”一词联系起来理解，从身处岛国的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很广阔的大陆，“逍遥”就是在很广的地域里，用很广的视野，亲眼去看，亲身去体会，所以用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表达法。“逍遥”一词的原意是没有目的地、随意地散步，我觉得名字很贴切，这本书就是很随意地看、很随意地写的结果。我还要继续在中国“逍遥”下去，把一个等身大的中国反映出来，传达给更多的日本人。

　　新京报：书的日文版和中文版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在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岩城浩幸：书的文字内容大体差不多，主要区别是在照片上，中文版有100多幅照片，而日文版只放了有限的25张照片。有趣的是，这个书的原稿是日文版，而原版却是中文版，也就是说是先有中文版，再出的日文版。我原来的稿子当然是用日文写的，在田建国先生的帮助下，才翻译成中文出版，我最初的动机还是希望中国读者能了解日本的俳句，看到我用个人的日记记录下的时代变化，但后来觉得也应该让日本读者了解到中国的这种变化，才出版了日文版。

　　书翻译成日文后，页数就增加了很多，所以没有再放太多照片。另外，中文版附录中，有田建国写的关于俳句和翻译的论文，而日文版则是印成单行本另外发行的。

　　他在翻译俳句的过程中，查阅了所有中国出版的关于俳句的著作，也很有感悟，所以特意写了这么一篇谈翻译的专业论文。

　　新京报：说起照片，书中提到去南京旅行时，你让女儿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300000”的数字下拍了一张照片，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书中是不是把你自己对中日关系的感受写进去了？

　　岩城浩幸：我是想把激荡在自己心中的东西写出来，让中国读者直接了解到我真切的感受。在政治方面，可能政治家之间已经有很多定论，但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作为民间人士，还是有自己的感受的。站在那个数字下，想到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悲惨的事件，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给女儿拍照，我是希望女儿能够记住这一点，也希望日本人能够了解这一点。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季语，而是一个历史事实，主要是抒发我内心的感受。

　　新京报：现在中日国民之间有一些相互抵触的情绪，你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出版的前景，有信心吗？

　　岩城浩幸：说实话，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日关系这么大的问题。书的出版其实纯属偶然，对于你提到的问题，我确实有过担心，但出版社能在这样的时候，出版我的书，确实需要勇气，我很佩服。但反过来说，其实书中并没有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应该不受影响。在西单和王府井书店，我都看到了这个书的上架和读者的关注，觉得非常欣喜。

　　其实，国家间的关系有点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变化的，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个人都需要用正确的眼光去观察他人。

　　在体育界，需要具备一种动态视力，不同于视力表上的静态视力。射击瞄准和抢夺篮球等，靠的就是动态视力。运动员都需要极强的动态视力，即使他的力量、速度等都在，但一旦动态视力下降了，就不得不隐退。“大陆逍遥”，反映的就是我本人的动态视力，是我这么多年边走边看的一个记录，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来分享我的这种动态视力。

　　采写/本报记者 文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