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用另一面镜子照自己

　　《东洋史说苑》（日）

　　桑原隲藏著

　　中华书局2005年7月版

　　定价：20.00元

　　□书评人 董炳月

　　桑原隲藏（1871－1931）是近代日本东洋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1992年日本大修馆书店曾出版江上波夫主编的《东洋学的系谱》，书中一共介绍近代日本东洋学研究者23位，桑原即列名其中。可惜，桑原并不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其著述也仅有一部研究中西通商史的专著在1930年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现在，在桑原去世七十多年之后，其《东洋史说苑》的中文译本在大陆出版，委实令人欣慰。

　　桑原所谓的“东洋史”，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的历史。如桑原本人在1914年的讲演《东洋人的发明》中所言∶“我在此说的东洋，是极其狭义的意思，与东亚意思相同，且主要是指中国人”：“我国现行的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在多数情况下，倾向于排除西域的史实。”

　　此话若是出自中国学者之口，难免遭“大中华意识”之讥，但出自日本学者之口，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状况。东北亚文明发展的进程具有地域性差异，而中国曾长期处于领先位置。“中国中心”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然后才是一种意识。换言之，“大中华”意识是产生在“中华大”的事实之后。桑原谈“东洋”即主要是谈“中国”，因此其著作成为中国人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

　　在这面镜子里，中国人的保守、多疑、懦弱等国民弱点表露无遗，与此同时，孔子、秦始皇、班超等历史名人也焕发出新的光彩。桑原提供的“中国形象”是分裂的，这种分裂表明了桑原“中国观”的复杂性与两面性，将桑原看作“蔑视”中国的学者显然并不正确。毋宁说，桑原是通过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褒扬孔子等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这两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耐人寻味的是，桑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他在《东洋人的发明》中介绍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同时指出∶“造纸、印刷术、罗盘、火药固然是伟大的发明，但可惜的是，其老祖宗的东洋，经历几百上千年，依然未脱旧态。”而鲁迅在杂文《恨恨而死》中也讽刺中国人只知将火药用来做鞭炮、将罗盘用来看风水。桑原将保守视为中国人的天性，同时从文明发展过程和文化精神两个方面寻找其成因，鲁迅也同样对中国人的保守深恶痛绝，所谓“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桑原对“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进行了详细考证，而鲁迅的小说《药》、《狂人日记》均写及食人肉（人血）。那位“狂人”翻开历史书，透过字缝，居然看到：“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１桑原早鲁迅十年出生，且早鲁迅六年去世，与鲁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但鲁迅的文字中未曾提及桑原，桑原是否了解鲁迅也有待考证。

　　如果桑原与鲁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那么，上述一致性则暗示出“东洋”在文化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格转换过程中的某种必然要求。

　　存在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同空间中的中国国民性批判构成了互相印证、互为阐释的关系。

　　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表明的未必是蔑视，甚至可能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爱。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桑原不仅将中国和日本同时纳入“东洋”的框架，而且在讨论“黄祸”问题的时候，将中国和日本置于同一阵营。《东洋史说苑》中的《黄祸论》一文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特别值得一读。这不仅是因为文章对“黄祸论”的起源和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而且在于它表达了同处于西洋殖民扩张之下的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抵抗冲动。这种冲动是近代日本“东亚意识”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可惜上世纪30年代之后不幸被日本军国政府所盗用，发生了质变。桑原在1931年六十岁的时候去世，就在那一年，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的入侵。如果桑原再多活十年，其学术研究会与日本的国家行为构成怎样的关系，是一个难以假定却值得深思的问题。

　　桑原不愧为日本近代东洋学的大家，历史、风俗、人物、时事等等均有所涉猎且知之甚深。

　　更为可贵的是，在他这里，博大精深的学问与清新明快的文风达成了统一。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辫发历史的考证，对六朝隋唐佛教影响的分析，还是对宦官形成史的介绍，均条理清晰，简明易懂，且发人深剩这种文风的形成一方面与读者（或听众）对象的设定有关———有些文章是讲演稿或者是为报纸撰写的，但更主要的在于桑原本人对研究对象具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融会贯通，所以能够表达得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东洋史说苑》同样是一个经典性的范本，值得借鉴。

　　（作者系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