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有个副市长，将受贿的赃款济贫，被查办判刑，引发一些议论。这是贪官中的“异类”吗？他同常见贪官是不太一样，是不是“异”到不是贪官而是善士的地步了呢？宋江麾下的梁山泊好汉可能也是“另类”强盗吧。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号称“替天行道”，掠夺了别人的财富，一面“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有福同享，有苦同受”；另一面也济人之急，解人之困，显出了“好强盗”同“坏强盗”的区别。当然，这只是就《水浒传》描写的故事而言，不涉及包括梁山在内的中国农民战争的评价，那是一个更深奥的问题
。
对于复杂的世相，有时不好用“两分法”一刀切下去，“亚道德”（次道德）这个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较细地梳理这类问题。“亚道德”指的是实施不正当行为过程中，尽量给社会和他人减少损失的意识。它表示在不正当行为中，也可以有“有道”和“无道”的差别，借用《庄子》的话，也是“盗亦有道”吧。例如，窃贼窃取财物后，将对自己无用而对失主很重要的证件、钥匙、文件等等寄还。又如绑匪绑架人质只图其财，不丧其命。又如吸毒者使用清洁针具，防止感染和传播艾滋玻还如嫖娼卖淫者使用安全套（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对“性工作者”实施训练和发套）。盗窃、绑架、吸毒、嫖娼等等，道德吗？不，百分之百的不道德，百分之百的丑恶。可是，在暂时还不能够杜绝的条件下，是任其泛滥猖獗流毒无极呢，还是一面施禁处罚，一面引导他们讲点“亚道德”，减轻对于社会的伤害呢？我想，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不失为现实而明智的策略。
历史上也常有这样一些给后人引发口舌之争的公案，前些年，学术界围绕冯道打过一场笔墨官司。冯道生当唐末乱世，圆熟融通，风云际会，在改朝换代像走马灯一样的时局中，他是一个历事五姓的不倒翁：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他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世乱时危，他三十年安富尊荣，自称“长乐老”。后人批评他毫无廉耻，不讲气节。前几年，有的翻案文章认为，在一个干戈纷扰民不聊生的乱世，冯道施政较为宽厚，对民生有利，值得肯定，不必计较他效忠何姓的朝廷。这当然引发了不小的异议。作为一个政治家，对于国家兴亡负有很大责任的执政者，亡了国，又厚颜接受新朝的高官厚爵，这样的政治道德受到讥评，并非什么苛求。站在新兴宋王朝立场上修撰《新五代史》的欧阳修，痛斥冯道丧尽廉耻，他在《冯道传论》中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无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中枢执政者不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纵有某些善政，也只能算得是“亚道德”吧。
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不清慎廉勤，践踏国法党纪，贪污纳贿，是理当受到谴责和惩处的。即使没有全部中饱私囊，部分“济贫”，表明此人同那些毫无心肝的贪官蠹吏有所区别，并非可以同那些清廉的官员相提并论。至于有些议者感叹制度无奈，如此高论颇难理解。存心为老百姓办好事，在现行体制之下，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利用所能运用的政治资源，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有更多的人和事可以证明这点。所以，此人不只政治操守有亏，政治智慧亦不高明，才会出此下策，最终身败名裂，无益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