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沉默

　　程秋萍，女，1955年9月生，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原新洲县）人。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硕士。现为武汉晚报著名记者。在武汉晚报社工作期间，程秋萍先后任内参主编，新闻148栏目主持人，她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接待近20万上访读者，澄清了或纠正了大大小小近千件冤假错案，被广大读者亲切的称为“太平绅士”、“民心记者”。

　　迪吧“卧底”记

　　（一）

　　又是一个人潮蜂拥的接待日。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满脸怨气的中年妇女，远道而来的郊县农民……他们陆续在接待间的沙发上坐满，不得不临时搬出几张折叠椅来应急。这些人带着怒火，带着冤屈，带着信任，也带着期盼来到报社，要一吐胸中的万千郁闷，希望自己被漠视的权利受到关怀。所以对每个人，每件事，每一种要求（哪怕是不合理的）我们都要耐心倾听，不厌其烦的解释，一丝不苟的记录，不能有半点怠慢。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工作日的开始。

　　正在接待中，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我不忍心打断一位饱受丈夫欺凌的妻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一边劝慰她，一边递上一杯水以平抚她过分激动的情绪。几秒钟后，铃声再次响起。趁这位叫人同情的中年妇女用面巾纸擦去泪痕的片刻间隙，我迅速拿起了话筒。话筒那边是一个深沉的女低音，她说自己姓赵，向报社举报“添添迪吧”是一个“毒窝”，毒败们集中在这里贩卖摇头丸，白粉，吸食过白粉和摇头丸的年轻人在发作后，发疯似的摇头狂舞，完全失去理智，然后开始歇斯底里的淫乱活动。许多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就这样掉入毒品的陷阱难以自拔，无钱购买毒品时就进行抢劫甚至杀人，严重地危害着社会治安。

　　我们商量决定，深入到“添添迪吧”去调查。得到第一手资料后，一面将这些丑恶的东西曝光示众，也敦促公安部门给予迎头痛击，惩治“毒贩”，拯救误入歧途的人们。

　　（二）

　　晚上9时许，我和记者常双喜假扮成一对中年夫妻，以公司经理的身份来这里“消遣消遣”，青年记者齐翔和兰丽假扮成一对恋人来这里“跳舞娱乐”。绝妙的“四人组合”，颇似“深入敌后的地下工作者”。远远望去，大门口的长椅

　　上，十几个穿着入时的年轻小伙子，口里叼着香烟，审视着每一个进门的客人。我们朝着他们走去，一步一步接近了这个“毒巢”。

　　正式活动要晚上10点钟才开始，酒吧里虽然稀稀拉拉有些客人落座，但大多数位子都空着。服务小姐在吧台上慢条斯理地准备着酒水和小食，比较悠闲。四周有窗的地方几乎都紧闭着，迪吧如同一个紧扣着的大盖子，除了大门那一点缝隙外，谁也别想从这里逃走。我们要了些瓜子、开心果、话梅和饮料，漫无边际的聊着天，客人陆续走进来，相识的熟人还互相打个招呼。几乎所有的人都抽着烟，年轻的女人也不例外。我们忽然发现了几个很稚嫩的面孔，顶多也就十五六岁，应该是初中生或者高中生吧，同样老练地叼着烟，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吞云吐雾。

　　临近10点，强烈的急促的乐声响起，迪吧节目开始。在激越放荡、刺耳的“High乐”伴奏下，跳舞者走进舞池，随意地扭动着身体，左右前后晃动着脑袋。女人的香水掺和着浓重的香烟味，叫人感到恶心，空气越来越浑浊，排风换气扇形同虚设，那噪音和张牙舞爪的狂舞者的动作，真会让一个正常人在这儿窒息。我们的两个年轻伙伴也加入到那约有100多人的狂舞队伍中，这是工作的需要。我们这对假扮的“大款夫妻”只能用不停地咀嚼零食来消磨时光。我心里暗想，从这些“客人”的口中，是很难得到我们需要的情况的。这里的小姐应该是“内幕”的掌握者，而要从她们那里得到有分量的“报料”，唯一的办法是加大消费，不停地购买食品和饮料。外面2元钱一瓶的矿泉水，这里卖到30元，商店里3元一袋的爆米花，这里要卖20元。服务小姐就是从这些高价商品中提取回扣，你消费得越多，她的“油水”当然越丰厚了。

　　一位姓刘的服务小姐看到我的消费蛮有“水平”，也表现得分外热情和周到。她放松了警惕，毫无遮拦地和我交谈起来。尤其是当她得知我是“×公司经理”时，就更加不设防了。她告诉我：“你想买摇头丸，我这儿没有。不过你可以找‘High妹’，她们晚上12点来。”我们知道了，真正的毒品交易还没有开始。当晚上12点后，酒吧名义上已对外暂停营业后，交易才正式开始。她还告诉我们，这些人抽的烟都不是普通香烟，那烟丝里是掺着“东西”的。

　　（三）

　　下半夜凌晨1点至早上8点，大门便锁上了，有黑道的人把守着。也还会有人来“赶潮，那必须是熟人或者由可靠的熟人带来的人，还发过“会员证”，持本人“会员证”才可以进来。这段时光，那些因毒品而高度兴奋的毫不知疲倦的跳舞者，已经处于一种虚幻状态。他们忘记了人伦，忘记了羞耻，脱光衣服，裸露着身体，狂呼乱叫，甚至走进供淫乱者“独享”的单间。昏暗的灯光中，“High妹”和“客人”两个三个私下进行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直到早晨8点散场了。大门是紧闭的，他们从紧挨着隔壁“海岛娱乐城”的后门一个个溜走。事后两个年轻记者回忆说，“当时我们真的有点紧张，后来看到我像个‘大款’。一副目中无人的派头，顿时不紧张了。”

　　我亲临现场体会了“添添迪吧”的污浊和可怕，在我们美丽的城市里怎么能容许这样的“毒瘤”存在！我们4名记者压抑不住心头的震惊和愤怒，顾不得疲劳，回报社飞快地敲着电脑的键盘，一心只想尽快割掉暗藏在城市里的“毒瘤”！这件事的结果当然是令人欣喜的，我们采写的“内参”，使公安部门一举端掉了这个“毒窝”，我们给那些善良正义的举报者，也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交待。

　　拯救被骗弱女子

　　（一）

　　夫妻不和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可谁能想到丈夫为了折磨妻子，竟把妻子骗进精神病院关起来，这种有些另类的处理方式实在有点叫人“匪夷所思”，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现年49岁的刘×，1980年27岁时经人介绍与陈×结婚，第2年有了儿子辉辉。结婚的头几年，家里还算安定和睦。1996年11月，陈×单位里的一个人给刘×传话，说陈×捡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她没有更多的考虑后果，凭着同情心把这个襁褓中的二个月婴儿抱回家中，用牛奶一口一口喂养，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献出了全部母爱。

　　1997年4月17日，陈×出差回家，进门就给了儿子辉辉两耳光，还踢了他两脚。这种反常的举动使刘×感到突然，她不依不饶地和陈×吵了起来，陈×怒气冲冲地离家外出，一夜未归。第二天，4月18日。这是刘×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天。中午时分，陈×的侄儿等人来到家中，他们神色慌张地告诉刘×，陈×在舞厅中吸毒被抓住了。这下让刘×着急起来，她想到的是怎样能把丈夫“救”出来，匆匆忙忙地拿了2000元钱就和来的这伙人下了楼。她哪里知道，这伙人是用骗局把她送进了武汉市精神病医院。

　　（二）

　　在医院里，她极力反抗。但是八、九个人将她牢牢抱住，用绷带对她进行捆绑。她大声叫喊：“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看在夫妻的份上去“救”丈夫，却掉进了丈夫预谋设好的陷阱里。手脚被捆绑失去了活动的自由，她被强行注射安定针。刘×对医生说：“我没有病，我是石油公司的职工，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单位询问。”谁知道进入了精神病医院，就没有自我申诉的可能了。他们认为“所有的病人都说自己没有玻”主治医生周医生也过来说：“你还跟不跟你爱人吵呢？你还说他跟别的女人好吗？”听了周医生这番话，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缘由，这一切都是陈×导演和安排的。

　　正常人在神经病医院里受到非正常人的待遇，这给刘×的打击太大了。她苦苦地思索着怎么才能与单位联系上，只有单位的领导出面才能把她救出“陷阱”。进院的第三天，她悄悄地借用其他病人家属的手机给单位打了电话。单位领导在他入院的第4天就赶来看望她，并一致认为她没有精神病，同时向医院交涉办理出院手续，恢复她的人身自由。但问题马上来了，医院强调，出院要陈×签字才行。苦熬苦等了38个昼夜，直到5月26日，陈×才到医院签字为她办理出院手续。她一腔怒火要状告陈×，可是回到家里，看到两个无人照料的孩子，此刻他们多么需要母爱啊，她的心又软了下来，就这样维持着这个家吧，也许陈×会因这件事内疚跟她和好哩！她太天真了，经历了一年多的期盼，2000年9月等来的是陈×的离婚起诉书。法院给他们半年调解期限，可是这半年中陈×有家不归。半年后再次上诉要求离婚，最终法院还是判决两人离婚。

　　（三）

　　究竟是什么原因陈×要设骗局把她送进精神病医院，为什么这么毅然决然地坚决要和刘×离婚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陈×。陈×说，他与刘×之间的矛盾激化是从小女儿丽丽（化名）被抱回家半年后开始的。刘×一开始也很疼爱丽丽，但不知是从哪里传来了风言风语，她开始怀疑丽丽是他的私生女，而且多次无理取闹。于是他怀疑刘×患了精神玻为了证实刘×是否有精神病，陈×请了精神病院几名医生到家里出诊（假借别的名义）。会诊后医生得出结论：刘×是偏执状态精神病人。半年之后，在一次矛盾中，刘×拿着棍子追赶着打他，他当时就去了刘×父母家，征求她父母的意见，决定第二天送刘×去神经病医院治疗。第二天她哥哥和妹夫也来了，他们一起商量了送精神病医院的方案，最后觉得骗去最合适。

　　离婚了，也许男女双方各自都得到暂时的平静。但是从这起“骗进精神病院”的案例中，可以窥见生活中双方的相互尊重多么重要。刘×毕竟是个弱女子，可能她在生活中有倔强执着狭隘的一面，但也应该看到她的真挚善良和爱心。如果刘×拿出权威医院出示的她没有精神病的有力证据，就应该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对那些心怀叵测，恶意伤人，侵犯人身自由，剥夺别人人格权力者，必须用法律来制服他们，让对大写的“人”的尊重，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作者：程秋萍张淼

　　《江南时报》(2005年10月15日第二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