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10月15日电（记者戴劲松）虽然我国农作物品种权申请量已跻身世界第4位，但仅有约30％的新品种在农业生产中应用。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艳军近日在第三届湖北科技论坛上针对这一现象分析时表示，农作物育种成果转化低效率有可能影响我国整个农业体系的安全。
李艳军分析说，这种低效率既与我国育种机构的“学院派”布局有关，也与育种资源重复配置有关。2002年，我国拥有各类育种机构400余个（不含100多家中央及省级农业院校），育种人员5万多人，且各机构大都按行政区划设置，自成体系。往往同一个育种单位下设多个课题组，每个课题组3至4名研究人员，从实验室到田间育种一应俱全，相互间缺乏合理分工协作。机构的分散和研究的重复，直接导致育种速度慢，转化效率低。
“科研院所占有资源多，企业拥有资源少；大宗农作物育种经费多，小作物少。这也是成果转化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李艳军认为，因目前我国育种研究主体仍是国家所属的科研院所，国家育种经费倾向于这些机构，构成了该行业较高的准入门槛，导致那些真正对市场反应灵敏、成果转化率较高的民营种子企业难以介入，绝大多数只成了销售种子的“中间商”。长期以来，国家大量育种经费投向水稻、玉米等主要的大田作物，而其他小作物育种研究相对滞后。
资料显示，截至今年7月，我国累计受理农作物新品种申请2495件；涉及植物品类，其中水稻、玉米、小麦占90％，蔬菜、观赏植物和果树类仅占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