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食周粟　错在哪里

　　司马迁为《史记》作七十列传，他是以《伯夷列传》(即伯夷、叔齐两个人的传)为第一。夷、齐的不合作主义，备受古人称道(古人夸人道德高尚，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齐当历史完人——虽然没人真的要学。《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后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学，也学不了，才格外推崇他们的冰清玉洁，而且达成一种默契，就是绝不能让他们吃饭。吃饭就像妇女丧失贞洁，是令人扼腕叹息抱恨不已的。

　　盗泉不可饮，周粟不可食。

　　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对不对？我看不对。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汤、武革命，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民唱反调，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名为清高，实为迂腐，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在我看来，他对“以暴易暴”的批评，在暴力被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的二元世界，绝对行不通，也根本没人听，但这个批评并没有错。过去没错，今天没错，将来也没错。只要这类问题存在，永远都没错。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相斫书”(鲁迅语)，凭什么不能批评？他们的错误只在不吃饭。

　　没有新鲜空气、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绝呼吸和饮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满，即使毫无办法(改良和抗争通归无效)，不满也有不满的理由。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李零责任编辑：任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