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以后，刘子久的艺术人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全国上下兴起了用艺术歌颂时代、歌颂解放、歌颂劳动的浪潮。在新形势的感召下，子久先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关注新艺术创作的各种动向，主动与来自解放区的艺术界领导倾心交谈。他执意要抛弃旧日的自己，吸取新的空气、新的养分，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中央文化部于1949年底发布了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国各地大量创作和出
版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年画，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根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春节期间上市的新年画（不包括传统年画）约六百余种，九百余万张。许多著名油画家、国画家都参与了创作。2月11日至2月18日，在天津市图书馆及11个文化馆、俱乐部同时举办春节年画展览（天津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展出全国26个地区的作品，可谓盛况空前。子久先生参观了新年画展后十分感动，在天津市文联组织的读者讨论中，一向不善言辞的他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提出了许多既新鲜又耐人寻味的见解。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对传统年画有精深研究的文联筹委会负责人钱杏邨（阿英），他听到了刘子久的发言后很是兴奋，不但在总结发言时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而且让刘子久回去后将发言做一番整理梳编，以评论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报纸上。
领导的关爱和信任，使刘子久感到温暖和激动，他觉得他的脉搏在与新时代一起跳动，他那沉寂已久的创作欲望也开始重新被激发。回到家中，在妻子和儿子的协助之下，他很快将文稿完成，题为《关于年画》。文章不足800字，但言简意明，含义深刻，在天津美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在文中写道：“解放之后，第一次见到的新艺术作品，就是年画。”他批判了旧年画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糟粕，诸如封建意识、迷信思想、天命观念等，认为新年画“生气活泼，充满了斗争情绪和政治意义”，“我彷徨了多年之后，现在我找到了工作的对象，就是以国画创作新的年画来代替那些旧的东西”。
“以国画创作新的年画来代替那些旧的东西”，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新颖独到和发人深思的话语。它看似简单，却包含许多层面的意义。首先是对新年画形式的理解，已不限于传统木版年画和月份牌年画的样式，而是以国画的方法展现年画的面貌。用刘子久先生的话说就是打破旧国画作为“消闲品”的束缚，使之以年画的出版物的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要用人民自己的艺术形式来歌颂人民自己的伟大战绩、胜利光辉，同时提高群众的认识”。
50年代初刘子久创作的《给军属拜年》、《支援前线》正是这方面尝试的成功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