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公投：必要而不充分

　　文 拉赫曼·冈赫拉曼布（伊朗）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任大刚 单雪菱

　　10月15日，也许是一个转折。从专制到多元，从郁滞到发展，伊拉克人可以期盼好日子了吧？也许。但只是也许，因为拥有一部民主宪法还不是幸福的全部，它甚至也无从保障民主的生根。

　　那么，什么是伊拉克人要的幸福呢？民主，美国人（也许还有他们的欧洲盟友）会说，成为中东的榜样。殊不知这是一种奢侈，伊拉克无从消受———至少在目前，当骚动就像出麻疹，普通伊拉克人更关心的是能否生存而不是如何生存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拯救”是自为的，也是虚伪的。

　　两年前，如果有人满怀期待，那么他就注定要幻灭。华盛顿溺惑于“民主使命”的光环，却不会问伊拉克人：你需要么？他们建起了投票站，却也让暴力从四面八方打开了它的包袱。老无所养，壮无所用，幼无所长，这样的伊拉克人第一次走进投票站是勇敢，第二次就只能是悲哀了。

　　民主宪法与民主，不是钥匙与门的关系。对此，诸多著述已有论证。在伊拉克，这样一部民主宪法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桎梏。就像一袭华服，若是尺寸不对，非但不会增加形体的美感，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首先，这是一部让逊尼派感到焦虑的宪法。地理上，逊尼派居于伊拉克最贫瘠的地区，地层下缺少流淌的黑金，地面上也没有丰茂的物品。他们担心，联邦制一旦赋予地方财政上的自主，他们将孤立无助，彻底沦为伊拉克的“贱民”。作为曾经的“贵族”，他们拒斥这样的安排。换句话说，除非清晰画出地理、政治、财政上的边界，否则联邦制导致伊拉克族群冲突将难以避免。

　　联邦制在整合国家上的纪录一向差强人意———用逊尼派的话说，它不利于国家领土完整。强悍一时的苏联早已分崩离析，正牌西方国家如西班牙、加拿大，至今为内部的分离运动所苦。

　　其次，这是一部为阿拉伯世界所反对的宪法。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宪法淡化了伊拉克的“阿拉伯气质”。血缘上，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是“阿拉伯的”，但文化上，他们却是“伊朗的”。而所谓“阿拉伯”，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看来，是必须由逊尼派的绝对优势来界定的。这优势曾经是伊拉克、至今仍是科威特、沙特、也门、巴林的立国之本。人们在谈论什叶派的时候，更多的是将其定义为卑微沉默的一群，哪怕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而当伊拉克宪法以“平权”的面目出现，它就必然会在周边产生示范效应，呼唤什叶派的“不安分”。鉴于对什叶派力量崛起的忌惮，阿拉伯国家多默许甚至支持伊拉克内乱。

　　于是，这也是一部令美国不胜尴尬的宪法。布什几乎所有的“民主化”宣言，都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假设：民主衍生稳定。但现实却在伊拉克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伊拉克的宪法确认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权利，伊拉克的重建却需要阿拉伯世界的配合；前者是民主，后者是稳定，如上文所述，两者并不相辅相成。如何在其间求取平衡，于是便成了华盛顿的MissionImpossible。

　　宪法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去复兴党化”。前执政的复兴党150万党员，多系逊尼派穆斯林。多年来，萨达姆藉宗派关系实现着个人的统治。如今改朝换代，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前朝的“拥趸”？

　　在后发国家“民主化”中，这是个坎儿。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这样论述。冤冤相报，容易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既往不咎，却又欠新政权的支持者一个说法。

　　自然，什叶派、库尔德人和逊尼派各执一词。后者指出，多数复兴党人类似公务员，他们与萨达姆擅权无关，不应该为此受到惩罚。前者则相信，复兴党人倾向于作乱，他们与抵抗武装有着必然的亲缘，并能自阿拉伯世界获取足够的金援。要平定伊拉克，非“去复兴党化”不行。

　　这里不欲否定10月15日的意义。接受一部民主宪法，就像播下一粒种子，非此不能期待善果，仅此不足以期待善果。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应基于了解伊拉克人需求的基础上。直白地说，他们需要工作、安全、食物和水电，需要感觉未来就在手中，而不只是“美国制造”。 （作者系伊朗德黑兰科学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马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