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原谅，但绝不能忘记

　　今天，2005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劫难145周年。

　　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于8月底面世后，受到国内诸多研究近代史和圆明园学的专家以及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好评。布立赛先生应邀来华参加中法文化年和该书中文版宣传推介活动，我因而与这位温文尔雅并富有正义感的法国学者有所接触。读其书，见其人，有所记，有所思，聊作短文。

　　法兰西民族的“记忆责任”

　　伯纳·布立赛（BernardBrizay），1941年8月生于法国鲁昂，历史学家、作家，《费加罗报》、《巴黎人报》资深记者，巴黎索邦大学和卢浮宫学校教授。他与中国结缘甚早，1979年首次来华，参观了北京、西安、大同、洛阳、太原，深为华夏文明所吸引，尤其是见到秦始皇兵马俑，竟激动地退到一边哭了起来。此后他曾十多次访华，自称有“无尽的中国情结”。

　　布立赛发愿要写一部关于中国、关于圆明园的书，是在2000年。那年10月的一天，他参观过颐和园之后，乘出租车来到附近的圆明园。在那片苍凉的废墟前，他既对当年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怒火中烧，又为犯罪者中有自己的祖先而深感内疚。回到法国后，他想对洗劫圆明园的事件作更多的了解，竟然找不到一本相关的图书。应该有人揭开这段被刻意淡化和遮掩的历史０这个人为什么不是我呢？”于是，正义感的驱使加上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背景，成就了这部《1860：圆明园大劫难》。

　　一切似乎出于偶然，但正如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在该书中文版首发式上所说，法国人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并非偶然，这反映出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胸怀坦荡、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一个重视文化的民族，一个有正义感的民族。这从2003年底该书法文原著出版后，法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中可以得到印证。布立赛先生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他在国内听到的都是赞扬的话；也许有个别人心怀不满，但在主流声音中，他们自感孤立，只好选择沉默。希拉克总统在给他的信中称：“我欣慰地看到，一位法国作家为澄清我们共同历史上的片断作出了贡献。”

　　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应邀为中文版作序。读过这篇精彩序言的人，都会对其中的“记忆责任”一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勇于承担“记忆责任”的民族，才是值得尊敬的民族。

　　用新闻记者的笔来写历史事件

　　布立赛先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资深记者，用新闻记者的笔来写历史事件，自然不会枯燥沉闷。全书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写起，叙述了英法两国任命将领、筹划“远征”、组织军队、漂洋赴华，经香港抵达上海，进而攻占大沽炮台、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

　　比如书中写到法国人埃里松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的比较，“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

　　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

　　做了中国史学家想做还没有做的事

　　布立赛先生为这本书花费了三年时间，两年搜集资料，一年写作。两年时间里，他跑遍英法两国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收集到当年英法联军军官、士兵、随军医生、翻译官等人的亲历记、回忆录共40多种。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他是世界上搜集有关圆明园事件的资料最全面的人。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与会的中国圆明园研究会的专家称该书引用的许多史料“是国内学术界未曾见闻或只闻其名而无缘一见的”，称赞布立赛先生“做了我们中国史学家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相对于来自英法方面的丰富史料，书中所引用的中方资料显得单薄，这是布立赛先生生活在法国、不识中文所带来的局限。布立赛认为，对一个事件，应该从不同角度来写。他这本书是从战胜者一方的角度来写的，希望中国专家从战败者、受害者的角度就此题材再写一部书，这样，人们对圆明园大劫难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布立赛先生打过一个比方：圆明园被毁“等于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加国家图书馆统统毁于一旦”。圆明园不仅是中国的圆明园，也是世界的圆明园；圆明园被洗劫和焚毁，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劫难，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哀。他正是站在珍惜人类文明成果的高度，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写作此书，这是让我们特别钦佩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18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