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追求“平衡”和“亲民”

　　中国共产党为期4天的高层会议将下一个五年描绘为关键的转型期，称国家必须紧紧抓住机遇，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坦言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的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这在中国还是比较罕见的。

　　在会后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中央委员会列出了一份雄心勃勃的政府工作重点清单，以解决25年来市场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不均衡

　　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但是它也表示，中国应当主要依赖自身力量来发展经济，培养具有自有知识产权和独立品牌的国内企业，而不是依赖于外国技术和创新。

　　胡锦涛领导的中国政府能否完成这项内容广泛的计划，目前还不得而知。在中央政府力求给房地产等增长过热行业降温、控制采矿等环境污染严重行业的同时，急于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以期从中谋利的地方政府常常无视中央政策擅自行动。

　　举例来说，中央政府将2005年经济增长控制在8％左右的目标就没能实现。10月1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中国经济今年前9个月增长9．4％，预计全年增长9．2％。

　　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凸显出中国政府对贫富差距增大、腐败现象孳生、医疗和教育成本激增等问题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加剧的担忧。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和中国官员一直以为，社会稳定的关键是维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部分中国人可以先富起来，其他人迎头赶上。但最近几年，不稳定因素活动的增多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担心，他们觉得必须加大力度解决经济增长不平衡问题。

　　中国领导人还担心，如果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对创造就业机会和抑制潜在社会不稳定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能难以为继。中国媒体10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4％，但主要能源产品的消耗量占全球的12％，淡水、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15％、25％和50％。评论说，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瑞士《新苏黎世报》

　　“平衡”与“亲民”

　　胡温体制把重点放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上。胡锦涛任职不到三年，提出了“五大平衡”的新口号。这就是说，中国在发展经济时必须力争在外部与内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衡关系，这是对温家宝上任时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具体阐述。以前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促使经济增长。在富裕地区、尤其在经济大都市上海和华南的广东省，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士也许今天仍然支持这一路线，但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现在要力图避免经济增长在生态和社会方面造成损害。

　　显然，这方面有许多不协调的问题需要纠正。这里不仅涉及保护遭到随意破坏的环境，也涉及减少中国在能源和原料供应方面对外国的依赖性。最后还要缩小近十年来发展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正是胡锦涛及其团队的主要目标，为此他们正在试图控制近来日益升级的社会不稳定的局面。中国媒体的评论表明，新路线首先要反对和减少资源的浪费。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中共关注社会动荡

　　按照胡锦涛的“亲民”政策，干部应更多地听取群众意见、政策应更为透明化。这一新口号在不少省里遭到抵制，因为许多封疆大吏认为，这样做会影响自己的利益。一些党员认为，“亲民”政策引发了许多地方的抗争活动，从而破坏省里党领导的形象。中国近来示威和抗争活动数量上升，这些活动大多是因为发展工业和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时没收农民土地和居民住房而引起的。

　　德国《柏林日报》

　　贫富差距威胁社会安定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威胁到社会安定。虽然近20年的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改善，但8亿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比城市居民慢得多。中国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为800欧元，而农村仅为280欧元。用经济学家从0到1的基尼指数来衡量收入差距，中国已达到0．45，已明显高于标志社会有危险的0．4的指数。与此相比，德国的基尼指数为0．27，这表明德国社会的富裕程度相对平衡。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丁元竹说：“中国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

　　美国《纽约时报》

　　计划依然受关注

　　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五年计划的控制。过去，这种计划几乎完全控制着资金、资源和人才的分配。

　　但现在，计划制定过程仍然受到高度关注，因为它反映了领导层优先考虑的因素，他们依然控制着金融系统和大多数战略产业，如钢铁和能源。

　　一些专家称，胡锦涛提倡“科学发展观”表明，中国乐于对一些创新措施进行试验，比如被称为绿色ＧＤＰ的统计指标，将环境污染的成本从经济增长中扣除。官员们也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民工的法律地位。但到目前为止，消除社会不公的主要措施的效果尚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