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代表五四时代最光明的精神

　　“巴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们和上世纪30年代文学传统一种活生生的联系。”青年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在贵州的山中为巴金的逝世感到遗憾，“这意味着那种文学传统，终于成为历史。”

　　巴金研究在近年已经成为一个热门，他的成就和鼎盛的文名早已定论。不过，李敬泽认为，“学术界对巴金小说的研究是不够的，对他的文学遗产尚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

　　有一个误区十分明显。李敬泽认为，当代人过多地把巴金当成了一个道德楷模和典范加以赞赏，以至于忘记他曾经是一个代表着五四时代最光明精神的年轻小说家。

　　1929年，巴金以中篇小说《灭亡》初涉文坛，直至1999年2月续写《怀念振铎》一文，一生中创作或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小说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

　　李敬泽认为，巴金的作品“在一代人中间发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将成为文学史上流传的经典。

　　但是，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这些作品是否还活在读者的记忆里？又是否还活在读者的阅读里？李敬泽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在人们都记得《随感录》的同时，这些作品同样不容忘记。

　　李敬泽表示，我们更多地认识了老年巴金，但是却较少认识年轻的、热情的、战斗的、自由的、无畏的，容易激动的、充满了愤怒而又对将来满怀希望和期待的巴金。而那个巴金的精神，同样是我们的珍贵遗产，需要我们严肃地对待。

　　作者：本报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