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中的上海话：兴衰背后见证中国社会微妙变化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上海人提出上海话需要“保卫”，曾令无数上海人自豪让诸多“乡下人”不爽的方言，其兴衰背后，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微妙变化

　　时光倒转二十年，以姚明的明显北方普通话的口音，要想获得上海人的认同，恐怕是

　　2005年以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上海人说的上海话逐渐不标准，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上海话学习班的出现也时有报道，似乎上海话正处在一个上升过程中，正在逐渐强势。

　　上海话到底怎么了？现状如何？将会如何？这恐怕不是上海一地正在面临的问题。

　　上海话“处境不妙”

　　上海市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于2005年暑假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的调查结论是：“上海话‘处境’不妙”。学生们发现最应该使用上海话的地方，比如城隍庙的商铺，上海老街，通用语言都是普通话。

　　参与调查的高二学生朱远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个细节，他在某公园中和几位老人攀谈，发现有的老人在相互交谈之中是用纯正的上海话，而对自己的孙子，却说起了普通话——虽然说得有些吃力。

　　参与此次调查的学生们说，他们在学校上课和课间交流时，都使用普通话，只有回家之后才会和父母说上海话。

　　“杜特上海话”培训班的授课老师，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了沪语授课的现状：“每一期大约十几个学生。到现在为止办了三年，我的学生前后大概是200人左右吧。不过，上海的其他类似培训部，已经全部关闭，只剩我一家了。”

　　追究其他沪语培训部倒闭的原因，阮教授回答说，学生数量不足是重要的一条。

　　2005年上海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著名沪剧演员马莉莉提出建议，要求对上海话进行保护，因为她发现已经很难招聘到发音合格的年轻沪剧演员了。据说市委书记陈良宇对此做了肯定的批示。

　　上海话面临式微，是上海官方、学者和民间共同的观感。

　　这一现象不仅上海人正在面对。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振鹤对本刊说：“这方面上海还算好的。我最恼火的一件事，是发现厦门人之间基本不说厦门话，而说普通话。”

　　方言萎缩的政治原因

　　语言的变迁，都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而形成的。上海话的强势地位直到文革结束才被逐渐打破。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老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的力度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有专门条款，上海的相关工作也在此时加大力度。而“保护上海话”的著名提倡者，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说：“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从幼儿园到学校，开始统一用普通话授课，连课外也不准说上海话，甚至厕所里都不准说。很多学校对说方言的行为扣品行分处理。我看到有中学教师撰文说，现在是进了学校门，就到北京城。”

　　行政干预的另一个措施，是取消了几乎所有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中的上海话内容。90年代初，完全使用上海话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在上海大获成功。但是第二部沪语连续剧在开播之前被叫停，后来只播出了普通话配音版本。从此，再没有人投资拍摄类似的沪语文化产品。

　　文化学者朱大可认为，90年代以来，上海的定位被设计为“国际大都市”，握有强大行政权力的设计者对于“地方性”有一种强烈的恐惧，因而用“国际化”蚕食了“地方性”，“不仅仅是语言。比如建筑，被认为非现代性的建筑大量被拆除，然后用假的仿古建筑代替古建筑。”

　　而方言方面，朱大可感觉最突出的是上海话缺少了造词能力。众所周知，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英语的音译，比如“沙发”的来源是英文单词“sofa”，上海话使用之后，才被引入了普通话，时至今日，用上海话读“沙发”，发音和英文单词非常接近，用普通话发音则相去甚远。

　　类似的词汇还有“嗲”。“这个字是根据英文单词dear的读音生造的，造得非常成功，后来也进入了普通话。但近二十年来，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只出现了一个语式‘不要太……’和‘捣浆糊’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我认为这一点和上海作家缺乏原创能力有关，而这种匮乏是和强势行政力量同时发生的。精英阶层无法提供具有方言特色的文本，加上方言的传播被钳制，方言萎缩就是必然结果。”朱大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海学者们怀念上世纪30年代，那是上海话的黄金时期。钱乃荣教授说，当时英语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新词，上海的作家们就意译或者音译，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进入普通话。

　　社会变迁和上海话

　　30年代就像上海的青春期，是一个永远让上海人怀念的时代。但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当时上海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大规模移民的目的地。

　　30年代的移民是族群聚居。比如在杨浦区的定海路、虹口区的四川路以东、还有闸北区，居住着大量的苏北人。广东人聚集在虹口区四川路一带。

　　此次移民在语言上大大影响了上海话。根据学者们的考证，上海话中有大量词汇来自宁波话、苏北话，发音也有了很多变化。

　　90年代后期，上海再次成为移民城市的目的地。但是与30年代不同，此次移民大潮对于上海话只有“破坏”作用。90年代末，上海一定程度上放开了户籍控制，每年拿到“蓝表”(非上海生源留沪的户口指标)的就有2万人。这一批上海移民带来了劳动力，但是没有带来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只能零散地租房生活，以普通话为主要生活交际语言。

　　而且，新上海移民相比上海的年轻人更能吃苦，逐渐占据了一批报酬偏低，工作量大的职位，其中一个典型就是中学教师、这一和方言的传播生长有紧密联系的职业。

　　大同中学的张根兴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大同中学新引进的教师，上海人很少，要么是上海各高校毕业的非上海生源，要么是全国各地招聘而来。另一中学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籍教师会首先挑选进高中工作，因而在各所初中学校，基本是外省人占据主导地位。

　　教师在课堂上不准说上海话，课堂外不会说上海话，学生们也很少用上海话交谈，大同中学的一位学生对本刊说：“有外地同学在，我们说上海话是不礼貌的。”

　　根据记者的观察，上海的部分职业已经出现了“上海人空心化”。除了中学教师，出租车司机中崇明人越来越多——崇明人在上海人观念中也是“乡下人”；中档以下餐馆和咖啡馆的服务员，基本没有人会说上海话；记者，尤其是上海最为活跃的几份报纸，如《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和《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全国性报纸的上海站中，一线记者几乎没有上海人。

　　仍然被上海人控制的职业，主要是银行、会计事务所等。尤其是外资企业，出现了工作语言为英语，交际语言为上海话的双语现象，其他上海人居多的公交系统和便利店的营业员，后者尤以下岗女工为多。

　　方言，保存还是保护？

　　上海语言文字委员会的张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上海话应该持‘保存’的态度，而不是‘保护’。所谓‘保存’，是留下足够的语音档案资料，以便后人研究。我们现在研究古代文字，比如小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读音都流失了。对于这些古文字当然要研究，可是现在难道会提倡用这种文字来书写吗？”

　　而从钱乃荣等“保护”派的观点看，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之间，似乎有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

　　上升一个层次看这个问题，双方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保存派的依据是宪法推广普通话的条款，还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护派的依据是联合国提倡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并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在中国，有调查显示，92%的人的母语是方言。”钱乃荣说。

　　上海大学教授阮恒辉说：“如果现在的地域方言全部消灭，是不是会产生新的方言？我认为会的，只要有群体的差异，就会有语言的差异，方言是无法消灭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