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亡子讨说法老木工辗转申诉7个月

　　本报记者　丁佳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身为人父的，到这个年岁，最惬意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抱孙子了。然而，这两篇稿子里面的两位主人公——两位老父亲，或捧着独子的骨灰辗转鹏城艰难申诉，或守在病儿的床边钻研法律准备出庭，却不知何时才是终结。

　　51岁的何庆果是固执的，为了给儿子一个“见义勇为”的光荣，每天捡垃圾为生，申诉不止。固执得让人心酸。

　　年近60的胡燕翼是清醒的，他说：“如果只从身体上照顾，儿子的病情就永远没有希望。”清醒得带上几分悲怆。

　　我们编发这组稿子，并希望有关部门能以足够的耐心，给两位老人家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因为，父亲的爱在这里碰撞。

　　7个月，这是何庆果从老家四川省西充县中岭乡金华寺村来到深圳的时间。对于这个51年来一直生活在偏僻山村的木工来说，在这7个月里他所承受的一切比半生的经历都更加沉痛。从骤闻独子何鹏飞被小偷打死开始，何庆果一家在山村的正常生活已经戛然而止。何庆果到现在也不明白，何以他们中年丧子的悲痛会被现在身心俱疲的诉求所替代，而且不知何时终结。

　　一个电话，“如雷贯耳的噩耗”

　　3月22日下午两时，许久没有接过电话的何庆果接到了一个姓赵的老乡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告诉他说，“何鹏飞在沙井一个工厂见工的时候被小偷打死了。”在一旁的妻子听到后顿时就昏倒在地，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何庆果在给记者的一份投诉书上用“如雷贯耳的噩耗”来描述这个电话。

　　“死了，就这么死了，谁敢相信？我们这个孩子是1985年出生的，他还是个孩子啊。”何庆果不停地说。

　　3月26日，何庆果夫妇，还有何鹏飞的舅舅、舅母带着好不容易凑来的3000元钱从老家动身，3月28日到达深圳。何庆果生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却没想到是为了料理儿子的后事。来到深圳后，他们暂时借住在儿子生前租住的房子里，然后找到当天与何鹏飞一起见工的两个人，何志勇(老乡)与范何波。为了何庆果到处申诉的方便，两个人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详细叙述了当天的事件，并摁上了手印。

　　在他们的叙述里，3月22日一早，三个人骑着两辆自行车去捷和百得厂面试，到达工厂时约8点钟，他们将自行车锁在围墙的铁栏上，然后等待面试。8点30分左右，工厂开始招工。此时他们突然发现有个人正在撬他们自行车上的锁，于是就急忙跑过去抓那个偷车贼。这时却从人群中出现七八个人，拿起地上的砖块猛砸何鹏飞三个人，小偷趁机挣脱溜掉了。何鹏飞又抓住一个小偷同伙将他按倒在地。那伙人见状用砖头猛砸在何鹏飞的头上、身上，何鹏飞受伤倒在地上，那小偷同伙爬起来跑掉了。何志勇去扶起何鹏飞，范何波看到迎面过来一个骑摩托的交通协管，就把他拦下来，但交通协管告诉他“去打110吧”，然后就走了。何志勇赶紧去厂门口打120急救和110报警，工厂的保安让他去旁边小店打，何志勇又跑到小店里，但小店没有公用电话，幸好小店老板用手机拨打了120急救。在此期间，有个大夫给何做了人工呼吸。20分钟后，救护车来到现场将何鹏飞送往沙井医院。在医院里，何鹏飞抢救无效死亡。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死的”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死的”，何庆果了解了整件事情后坚持认为，这样想着他们的心里安慰了一些，甚至还为儿子感到一点自豪。丧子的悲痛很快被另一个希望替代，那就是给何鹏飞争取这个光荣的称号。但他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是如此的艰难。

　　从3月29日开始，何庆果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一家家政府部门申诉他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捉拿凶犯(已抓获小偷团伙的一名主犯)、追究招工工厂的责任、为何鹏飞申报“治安勇士”称号。他在何鹏飞留下的一本日记本里详细记录了每次信访的事件、地点和结果。记者看到，上面从3月一直记载到了9月。何庆果多次的信访是无效的，他说自己是“没头的苍蝇”，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试一试。“儿子到这里来打工，出于见义勇为被打死了，也没个说法，我怎么能安心？”

　　4月30日，何鹏飞火化，火化费是民政部门出的。5月1日，何庆果去拿骨灰，但是没有一家出租车愿意去。他找了5家终于找到一辆的士，要价400元。骨灰瓶拿回来之后却没有地方安放。何庆果悄悄告诉记者，现在骨灰瓶放在一个乱山上，周围都是乱石、树林掩着。因为当地的人迷信，如果被他们知道肯定不让放。何庆果希望能尽快了却自己的心愿，带着骨灰瓶返回家乡。“但现在看来没那么快。”

　　在深圳生活艰难，为了维持生计，何庆果去捡垃圾，而妻子早已经受不起打击卧病在床，他们没有钱吃药。捡垃圾一天能挣4块钱，加上一些好心人捐的款700多元，何庆果勉强支撑下去，当然，这不包括房租，他们至今还欠着房东大半年的房租费。何庆果原来在家乡做过木工，一个老乡给他找了个木工活，一天能挣50块钱。可是做不了两天，何庆果又要出去奔波，“没有心肠做啊”。

　　申请的事在政府方面没有进展，他就去了报社。今年7月份，深圳本地一家媒体刊登了这件事，宝安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在答复中说，如果情况进一步调查属实，何鹏飞的行为就属于见义勇为，理应受到表彰，他们表示将尽快确认此事。根据申请的流程，7月26日，由沙井派出所向沙井街道综治办提交了一份“关于申请授予何鹏飞同志见义勇为称号的请示”。8月8日，沙井街道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批示“同意呈报”。这样的答复给何庆果带来一线希望，但很快又转入停滞不前。

　　见义勇为称号可能很难申请

　　“盼啊盼，好容易盼他长到了20岁，可谁知会出这种事呢”，何庆果老泪纵横，他身上穿着儿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我们的后半生没有人照顾了。”何庆果说他老家还有80多岁的母亲无人照管。白发人送黑发人，痛彻肺腑的悲伤自不必说，然而一次次无果的申诉更让他心酸不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何庆果提到的追究招工工厂的责任和申请见义勇为称号的要求，目前来看都比较难实现。何庆果的投诉中提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捷和百得厂的保安倚门观望，既不维护现场秩序，也不制止犯罪。正是他们疏于行使管理职能和制止犯罪行为造成了何鹏飞被殴打致死的惨案，因此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深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赖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事实上工厂是否要负责任很难界定。因为被害者是在工厂外面见工，这件事和厂方应该没有太大的责任。他说，这件事的原因已经很明显，就是偷车贼打死了何鹏飞，至于说保安没有制止犯罪、120救护车20分钟才到等问题都不是主要原因。

　　何庆果最主要的要求是确认何鹏飞的见义勇为行为，并按照见义勇为行为的有关抚恤规定给何鹏飞的家属以抚恤。问题停滞不前正是因为在这一点上存在争议。沙井派出所在《关于申请授予何鹏飞同志见义勇为称号的请示》中提到，“所谓见义勇为即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是指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因此，我们认为何鹏飞为了维护范何波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我所建议授予何鹏飞见义勇为称号。”但主管此事的宝安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的关键是界定何鹏飞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还是他人的利益。这位工作人员承认，“申请涉及到很多问题，称号比较难授予”，并提到“申报的资料也不齐。”记者问是那些资料不齐，这位工作人员却没有回答。他告诉记者，他们受理了很多的申请，真正能批下来的却很有限。“前不久在抗洪中牺牲的治安员程茼的申请，现在还没有批下来”，工作人员说，相比起来，何鹏飞的程度就低多了。

　　何庆果同样也知道程茼，然而他感到的却是不公平。一名治安员牺牲了，对其家属热情接待，到处表扬、宣传英雄事迹，为何何鹏飞作为公民与犯罪分子顽强斗争1个小时之后，当场死亡，其家属却得不到哪怕是一句安慰，一个答复呢？

　　“我儿子真的就这样白白送掉年轻的生命吗？”何庆果前思后想，却怎么也想不通。儿子已经死了半年，仍然难以入土为安。两个年过半百的人忍受着丧子之痛的同时，还在无望地申诉一个简单的要求。

　　“我家里还有80多岁的老母亲无人照管”，何庆果走出报社大门无助地看看周围茫然地说。

　　图：

　　何庆果暂时住在儿子生前租住的房子里，至今还欠着房东大半年的房租。

　　何俊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