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调查:“教育赔本论”

　　“教育赔本论”的民间由来

　　沿河县新景乡,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里的普通乡镇。

　　早在去该乡前,就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乡下辖的十几个行政村中,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就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

　　张说,在他工作过的几个乡镇中,就有17户人家因送子女读书负债累累.其中一户村民家的孩子曾考上了北京某重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公司上班。由于工资仅够他个人生活,至今,家里还无法还清他读书时欠下的6万元债务。

　　而在该乡的姚溪村,陈文采可以说是最会“过日子的人”。30多岁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他成了村里较早的一批“万元户”。如今为送孩子读书,他不但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几万元的外债。

　　“当父母的,哪个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多读点书呢?可孩子一旦争气了,家里又得背上沉重的经济压力。”该乡一位副乡长道出了和陈文采一样的许多农民的困惑。

　　种20亩地 养不活一个大学生

　　与沿河新景乡相比,六枝特区折溪乡洛阳村则是一个相对“富庶”的地方。

　　“在我们这里,种20亩地还养不活一个大学生。”折溪乡洛阳村郭支书说。

　　该村近几年来共出了13个大中专毕业生,但只要有孩子在念书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村中排名几乎全都靠后。

　　“明贵平(温暖贵州助学活动中的获助对象)家就是典型代表。”郭支书说,在没外出上学以前,他家还勉强“过得去”,但自从他今年考上了东北大学,他的父亲被迫外出打工,就连他哥哥也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

　　说起送孩子读书的艰难,明贵平的妈妈就向记者叹气:“一年忙到头,也没有看到一分钱,庄稼还在田里,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明贵平的叔父也给记者算了笔帐:种20亩地产出5000多公斤玉米,除了肥料、农药等开销外,一年能存下4000元钱就相当不错了,按明贵平今年入学费用8000元计,加上生活费一年就要12000多元。这显然不足以养活一个大学生。

　　17年 学费涨了多少倍

　　1988年就读于上海某重点大学的李春来对当年的学费还记忆犹新:“很侥幸,我是最后一批低学费大学毕业生。”现就职于贵州大学的他满脸微笑地对记者说:“当时我们上大学的费用是每年50元,说真的,这些钱在当时连买教科书也不够。此外,我们每个月还有物价补贴,大概每月有20多块钱,条件差点的同学节约点用,这些钱就够生活了。如果以现在的标准,出生农村的我就上不了大学了!”

　　比李春来晚17年入学的陶颖,上的是同一所大学,而她今年所要缴纳的学杂费、住宿费等总计8600多元,比17年前上涨了172倍。

　　另外,加上生活费用一年至少还需4000元,陶颖的父母一年就得为她支出12600元。这对于六枝特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曾对媒体表示:中国目前的教育费用确实高了,超出了一般百姓的经济承受力。

　　乡村教育 面临的冲击

　　据记者了解,从2002年开始,沿河县就没有分配大专以下文凭的学生(除师资类外),2003年没有分配本科生。目前还有近100名具备大专、大学学业的回乡学子没有工作。

　　新景乡姚溪村一村民说:“我村就有一个实际例子,王××从遵义某学院毕业后,现在都没有工作。”在外干了几年体力活后,现回家在村小学当代课教师:月工资180元。

　　“拆房子卖瓦花几万元送娃娃上大学,毕业后又没有工作,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出去赚钱。”该村村民陈剑的说法也代表了很多农民家庭的认识。他说,现在该村读高中的孩子就剩下1—2个了,和以前十几个相比,几乎是“青黄不接”。

　　据陈剑了解,该村跟随父母外出打工的村民子女,80%的结局都是辍学打工。

　　在浙江打工5年的他道出其中原委:在外面送子女读书成本更高,除交纳应上缴的学杂费外,还得上缴数额不小的借读费、择校费。

　　“学生厌学情绪越来越浓,这里的教育面临着断代的忧虑。”在新景乡中学教数学的陈群老师说:“因为有普九的硬性要求,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政府或学校强行让家长送来读书的。”“而一旦这种强制松懈,他们必然逃离课堂。”陈群对乡村教育的困境深感忧虑。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感觉到很‘恼火’,”该校一老师说,一旦农民认为教育是彻底的“赔本生意”,那么,我们的教育将走向何方?

　　爱心救赎 民间运动能走多远？

　　今年7月,以央视为首的全国媒体,均以相应的篇幅报道了贫困学子的贫寒和辛酸,无数人的心弦被学子的悲情故事深深感动。

　　通过媒体报道,一些学生得到了社会和爱心人士的资助。“而对大多数贫困学子来说,他们毕竟是少数的幸运者。”一业内人士如是说。

　　“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可我们没有更多的钱资助他们。”团省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称:尽管政府部门拿出相应资金对一些贫困学生进行了资助,但需要资助的人太多,所以他们只好选择成绩特别好,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进行资助。而据了解,受资助的学生仅占需要资助学生的0．8%左右。

　　“读大学怎么要那么多钱呢?”家住贵阳小河70多岁的张老太太说,在她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每月抽出100元资助一名贫困生时,她由衷地发出这声感叹。

　　几乎在每年的高校新生入学期间,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都会对贫困学子进行大规模的“资助运动”。商人、个体户、公务员等纷纷慷慨解囊————开始一场来自民间的“救援运动”。

　　“但相对庞大的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资金毕竟有限。”贵州大学一社会学老师认为,民间运动固然能够解决部分学子读书问题,但这种救援行为皆如“杯水车薪”。

　　教育产业化 理想与现实的对决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一老师清晰地记得:1998年冬天,一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我国提出了“实行教育产业化,释放居民购买力”的建议,以此来缓解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内需不足的压力。

　　从此,我国高校加快了扩招并相应地提高了学费。

　　“教育产业化发展的理想与现实互相冲突着。”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一老师分析说,一方面产业化无可厚非地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荷。

　　尽管国家用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措施缓解了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但据了解部分商业银行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国家贴息远远低于银行本金风险,且助学贷款金额孝追缴困难,各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助学贷款只是缓解贫困学子经济问题的一种途径,而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只有加大政府本身的投入”。

　　作者：陈刚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