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中的科举制度（焦点）

　　本报记者施芳

　　1905年9月2日，清廷一纸上谕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100年前的人们也许无法料想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教育的意义，今天我们在回望这一历史的时候方能掂量出它的分量。

　　科举制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存废皆为历史的选择

　　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党委书记赵铁信认为，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对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种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

　　放在时代的背景中考察，科举制有一些积极意义：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

　　但科举制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把它归结为“三宗罪”：一是遗漏了不少人才，二是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三是耗费读书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确实，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士”。它逐步成为一种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举制度的不朽名著。在古代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相信科举是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不二法门，普天之下的读书人皓首穷经，将所有的精力、才华消耗殆尽，沿着既定的科举之路一步步往上爬。多少像“范进中举”之类的悲剧由此而来。

　　至于科举的公平性，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芹称之为“有限的公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教育权是被作为一项经济权利或者说财富的权利，而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享受不到，因此其公平性只能是相对的。因而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也是有限的。大多数中举者是从士大夫和商人家里出现。据统计，在宋真宗至神宗的87年间，重要官职中的1/4是由35个大家族所占据。

　　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废科举，立新学”，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1905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

　　现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

　　当然，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古为今用或者说是以史为鉴。那么，我们不妨在比较中来打量一下现代教育。

　　在培养目标上现代教育培养的是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既有科技人才，又有政治人才，科举制度造就的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政治型“通才”。在教育内容上现代教育既有社会科学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知识；科举制度偏重于人文教育，伦理代替论理，囿于“四书五经”、子曰书云。

　　在教育对象上现代教育是一种面向全民的国民教育，旨在提高国民素质，使人人具有普通的知识技能，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度是一种淘汰型的精英教育，旨在选拔官吏供国家任使，养成圣贤兼济天下，读书人一旦落第或不能登上仕途，只能靠卖字画、开私塾糊口。

　　一言以蔽之，现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诚然，从私塾到学校，从教书先生到人民教师，从平平仄仄到文史数理化，过去的100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高等教育也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时代。

　　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现代教育也不例外。百年之后的今天，教改之声仍不绝于耳。如何改变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如何将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脱出来？如何改变重智育轻德育的状况？如何发展职业教育？

　　在追溯科举的历史时，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现代教育。他们的思索，将给走过百年的中国现代教育注入怎样的新的元素？我们期待着。

　　《人民日报》(2005年10月20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