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大学校长应职业化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出书回忆推行教育制度改革经历，接受本报专访谈教育理念

　　刘道玉，对如今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的一系列大学制度改革以今天的眼光看，仍然相当大胆。近日，刘道玉出版了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书中，他追忆了自己主政武大的岁月，字里行间闪现着一位勇敢的教育制度改革者的形象。

　　本报特派记者前往武汉，刘道玉在采访中，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表达了对我国高等教育状况的一些观点。

　　刘道玉认为，一个大学校长首先应培养杰出的人才，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其次应该有先进的思想，影响社会，推动改革。

　　大学校长应具备四种素质

　　新京报：你的这本书最主要的内容是你在武汉大学推行改革，如果纯粹从教育角度来看，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刘道玉：我做高等院校的管理工作前前后后已经有24年了，从我身上的经历，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大学校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首先，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职业化的意思是说，他只能做校长的管理工作，不能分心去做别的事情。同时，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他要懂得教育理论、懂得教育的规律，他应该有自己办学的理念，而不仅仅只是上传下达。

　　第二，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他必须有充足的时间来接触教师和学生。一个校长要把接待学生的工作纳入他主要的议事日程，我当年花了很多时间来接待学生，曾与校长办公室约法三章：凡是学生写给我的信不能扣押；凡有学生要求见我不得挡驾（可以约时间，但不能拒绝学生的要求）；凡是学生举行的活动应当通知我参加。

　　第三，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大公无私、专心致志地做好管理工作。我记得陶行知先生说过，要做一个完整的校长而不是命分式的校长。什么是命分式的校长呢？他说一个人有了妻子，再想情人，那就是命分式的校长。一个校长必须专心，心无旁骛，他还说一个大学办得好坏，小者关系到千万人的学业前途，大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难道这样的事业不值得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去追求吗？

　　第四，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不仅属于学校，而且属于社会，他应该关心社会，关心改革，他应该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以他先进的思想理念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前进。

　　 “插班生”制度是人才嫁接

　　新京报：你这个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

　　刘道玉：这里还有这么一段故事。1982年9月，英国上院一个82岁的资深议员到武大来访问，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校长先生，你认为一个大学校长的职责是什么？我沉思了片刻说，议员先生，我很高兴地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一个大学校长首先是培养杰出的人才，向国家和社会输送。其次他应该有先进的思想，影响社会，推动改革。

　　我创造的插班生制度、转学制度等都超出了武汉大学的范围。当年北大、清华、复旦、中国科技大学的很多学生都转到武汉大学来。平心而论，我们的教师水平、学术理论水平肯定赶不上北大、清华，也赶不上复旦和南京大学，但为什么这些学校的高才生向往武大呢？就是因为当时武汉大学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很好的校园氛围。

　　我曾经担任了11年武汉市的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常常接到许多社会青年的信件。插班生制度的构想就是我在和社会青年的通信过程中产生的。为了实行这个制度，我三上北京，最后说动了当时国家计委教育司的领导。我认为，想做插班生的青年分两类，第一类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们自学成材，希望到大学来进一步深造；第二类是高考时发挥不佳而进入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不满一榜定终身，想进重点大学来。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考试，如果达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就不用从大学一年级学起，直接从三年级开始———这就是插班生制度。

　　当时有人认为，刘道玉搞的插班生制度是“嫁接式”的人才，他们当然是贬义的了。我说好，感谢他们为我想了一个好的名称，在植物学上，嫁接出良种，人才为什么不能嫁接呢？

　　 要校长专家不要专家校长

　　新京报：说到校长的产生，我们好像一直在延续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您觉得呢？

　　刘道玉：所以我极力主张大学校长职业化。我在1985年写过一篇文章《论专家校长和校长专家》。什么叫做专家校长呢？就是一个人已经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了，再任命他出来做校长。

　　什么叫校长专家呢？就是校长本身是一个职业，他有他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专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校长，你是一个院士，你是一个博士生导师，你就可以上。

　　我觉得我们国家选拔校长还处在误区中，误区之一，谁的学术威望高，就选谁来当校长。我们中国现在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哪一个大学教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大学校长非他莫属了。

　　你想，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以后，以色列请他当总统他不去，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说数以百计，但是当校长的寥寥无几。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大学校长中，有几个人是院士？相反，那些院士校长，苏步青也好，武大的李达也好，都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前不久，周光召先生说应该抑制科学家当官。你要当教授，当学者就用心去当，又想当官，又想当学者是什么事也做不好的。这一点一定要改变，不改变，对大学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新京报：如果让教师们选举校长是否更好一些？

　　刘道玉：这一点毫无疑问。校长应该由大学教授来选，由治学人来选治校人，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因为治学人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校人，他们知道选择谁来领导他们提高学术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同济大学做过尝试，但后来也没有下文。现在搞的公开招聘副校长是形式，第一，一所大学起关键作用的是校长而不是副校长；第二，公开招聘副校长有没有进行公开答辩？这实际还是一种变相的任命。

　　陈景润活到今天会被解聘

　　新京报：现在的大学的确成了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刘道玉：大学现在成了社会的热点，有大学扩招，大学合并，建设一流大学，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大学教授的注水，乱收费，博士生异化，等等。我认为，今天的大学失去了理念，失去了严谨的学风。这种现象如果延续下去，教育质量可能要下滑。

　　为什么，现在不合格的导师带出来不合格的学生，不合格的学生又分到大学和科研单位，他们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新京报：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曾说，大学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而不应该是“衙门”，如果一个大学校长或大学教授，成天想着自己的行政级别，那么他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大学的发展和教学当中，您怎么看？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成天想着级别，而这个级别又是上级任命的，那他就要看上级的眼色办事。我1982年在武汉大学实行了转学制，当时我没有申报任何人批准，我认定该做就做了。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应该尊重学生的志趣。一个学生，如果对专业没有兴趣，他不可能学好，也不可能成才。

　　施行后，在武汉大学内部学生可以随便转学，不仅校内转，文理科可以互转，而且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都转到武大来了。我曾经收到一个学生的来信，他热爱文学，但被分配到生物系了。他在信中对我说，校长，我每天上解剖课的时候就觉得我像一只兔子，在砧板上任人解剖，校长你救救我。收到信后，我马上把他转到了中文系。他现在是一个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出了20多本书。

　　新京报：你在武汉大学所施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的？

　　刘道玉：不仅学生有志趣才能学好，就是教授，也需要有志趣才能做好研究。

　　我国学术水平低下，一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就是教授们很少有学术上的信念，很少有学术上的志趣。他们实际上是在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为任务而生存，为了饭碗而做研究。现在，学生为分数而奋斗，教授为论文而奋斗，我曾对人说过，如果陈景润活到今天，他肯定会被解聘，因为他坐冷板凳搞哥德巴赫猜想，多年不出成果。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人物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1977年任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了推动作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取消辅导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智力·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

　　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