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惊闻巴金先生去世，记者在深感悲痛与惋惜之余，电话采访了与巴老私交甚笃的两位新闻界老前辈：文汇报原副刊主编徐开垒先生与中新社资深新闻工作者陆谷苇先生。两位老先生工作中与巴金联系密切，虽然年龄上是后辈但又都被巴金视为朋友。他们深情地向记者回忆了自己所认识的巴老。

　　巴金写了停笔十年后的

　　第一篇作品

　　徐开垒先生年届八十有四。1977年5月，时任文汇报副刊主编的徐开垒与另一位同事到巴金家里，请他写停笔十年后的第一篇作品。当时文汇报副刊刚恢复不久，巴金的声望有助于受“四人帮”破坏的报纸恢复生机。徐老回忆，巴金起初不大愿意，他一时也想不起来用什么方式好，就说“那么多年不见你的讯息，读者很想念您，您就用写信的形式写一篇吧”，巴金最终答应了。这就是发表在这一年5月25日的《一封信》。

　　徐老介绍，这篇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几乎称得上是“轰动”，当时“四人帮”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垮台，但是人们思想还没解冻，巴金这篇文章是全国作家对“四人帮”的第一声控诉。顷刻之间大批读者来信涌向编辑部：“除写给编辑部的近千封信不说，单是经过我的手转给巴老的信就有150多封，有的甚至长达万言。这些信情恳辞切，反映出来的群众感情，其广度与深度，我几十年的编辑工作不曾遇到过。”

　　与巴老拍了最后一张合影

　　徐老说，生命的最后几年，巴金一直卧病在床，其实生活得很痛苦，尤其是最后一两年，老人思维已经不很清楚，“但是只要老人的心脏还在跳动，对我们就是一种鼓励。”

　　徐老回忆了最后几次与巴金的见面，都是在病房当中：“最后一次是在今年春节，我和香港著名作家曾敏之先生一起，是巴老的女儿李小林接待我们。去年春节去看望巴老，巴老虽然不能说话，但还可以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但是今年春节巴老已经住进了隔离病房，我们已经不能和他接触，只能隔着玻璃窗远远望一望。”

　　徐老回忆，去年去看望巴金，他和曾敏之还与巴老照了一张合影。徐老说，这是他与巴金的最后一张合影，当时巴金已经用上了鼻饲管，躺在床上，样子十分令人心酸，因此“这张照片不宜拿出去发表，只能留作我个人永远的纪念。”

　　徐老说：“实事求是地讲，巴老的去世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感情上仍然很痛苦。巴金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巴老活着对我们是一种力量，去世后对我们是一种榜样。”

　　同样作为一位记者，与徐开垒先生相比，中新社的老新闻工作者陆谷苇先生相对巴金更应算是晚辈，尽管陆老也已经75岁高龄。

　　陆老回忆，最早和巴金接触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陆老在解放日报工作，以一名年轻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巴金，但当时仅限于工作，对巴金没有深入了解。陆老说：“‘文革’以后，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恢复工作，我开始系统采访巴老，包括约稿等等，前后一共100多次。”在这100多次的采访过程中，陆谷苇逐渐了解了巴金这位文坛巨匠的性格魅力与人格力量，逐渐与巴金成为了朋友。

　　90寿诞，巴金说很想安乐死

　　说起几十年交往中印象最深的事，陆老说是在巴金先生90寿诞的那天。陆老记得很清楚，那是1994年11月25日，寿诞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度过的。此前两天巴金在家起身拿书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胸椎压迫骨折，住进了医院。

　　虽然是在医院，还是有很多领导、朋友赶到病房为他祝寿，很多亲戚甚至从外地赶来，其中就包括专程从四川来上海的巴老侄孙李舒。陆谷苇也在常亲朋相聚，大家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巴金也很高兴。但是忽然巴金对李舒说：“实际上我很想安乐死。”

　　陆老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巴老有这样一个心愿。当时我很吃惊，因为虽然已经90岁，但当时巴老身体还算硬朗，怎么忽然有这样的想法呢？”陆老回忆：“这句话让我感到巴金的确已经是一位迟暮老人，自己也生出一些感慨１

　　陆老介绍，虽然赞成“安乐死”，但是巴金十分热爱生命：“除了生命的最后6年卧病在床、无法工作以外，从1982年到1999年，巴老几次入院，都还在坚持写作。巴老的很多工作都是在1982年以后完成的，包括修订《巴金全集》、《巴金译文集》等等。这些大部头的著作，实际上都是巴金亲自当编辑。”陆老说，巴金一生都在为中国文学事业坚持奋斗，一生都在为人民写作。1999年春节前夕巴金再次住进医院，以后再也没有出来。住院不久巴金做了喉部切开手术，病情虽然转危为安，但是从此不能再说话。陆老介绍，6年中，巴金的病情屡有反复，海外媒体甚至多次报道巴金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巴金都挺了过来，与医生护士配合得很好，“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多次说‘巴老是我们这里最好的病人’”。

　　香樟树下与记者倾心长谈

　　陆老说，与巴金的上百次采访，都是通过闲聊的方式，自己从来没有当着巴金的面记录过，都是回家后凭着记忆再整理成文字，“由于我努力做到忠于事实，巴老对我的文章都比较认可。”

　　陆老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采访、也就是一次聊天是在1991年春天。当时巴金在中国作协位于杭州的创作之家疗养，陆谷苇前去看望，同去的还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在一棵香樟树下，巴金与两位记者聊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巴老的心情很好，完全向我们敞开了心扉，认真回答了很多我们关于思想、生活、写作的问题。最后，巴老陷入了沉思，又一次讲起说真话的事。巴老说他应该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托尔斯泰一生主张言行一致，是很多人的榜样。”陆老回忆：“巴老当时很动感情，说‘我不知道我自己究竟算不算这样一个人，我的行动能否符合我的言论，这要让后人来鉴定’。”

　　陆老说，在与巴金的交往中，巴金反复地讲作家也好记者也好，一定要讲真话。”讲真话“，这是巴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后辈的期望。中新社成立40周年的时候，请巴金题词，一般不太愿题词的巴金欣然挥笔，写下“报道说真话，宣传有力量”十个大字。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陆老介绍，北京有一位著名作家、翻译家高莽先生，也是一名画家，曾经给许多知名作家画过像，比如叶圣陶、茅盾、艾青、丁玲、萧军、冰心、张天翼等，而且还请他们本人在画上题词题诗。有一次高莽给巴金画了一幅肖像，请巴金题词。巴金起初没有同意，但是最终还是在画的右上角写了一行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一个小老头”的题记，真实反映了巴金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社会普通人员的观念，这种观念强烈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创作。对于自己头上名作家的“头衔”，巴金这样认为：“写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做一个作家是渺小不足道的，重要的还是在做人。所以，拿作家的地位来说，我实在没有被重视的理由。我不见得比任何人高。”这些话并不是抽象空洞的说教，巴金用自己一生的努力来实践这些想法。几十年中，不知有多少读者来信向他讨教写作秘诀，巴金说：“我答不上来，因为我不知道。”而当他已是满头华发时，才最终悟到了秘诀：“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给读者。我最初拿起笔，是这样想法，今天在52年之后我还是这样想。”

　　这就是一个叫巴金的小老头。（本报记者 李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