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报刊文摘》有时把一些看似无关的消息一起编排，细细品味之后，反而容易催生联想。比如2005年8月29日这一期，一条消息说海南省长在一次会议上说起“一件小事”。他拿起会议文件袋，出人意料地说：“我当省长快两年了。记得刚到海南时，看到开会时装文件用的都是塑料袋或塑料夹，我就提出，文件袋最好都用牛皮纸的，可以节约一点。但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拿到牛皮纸文件袋。”另一条消息说“安徽北部一个规模不大的地级市的书记和市长最近实现了‘豪华办公’，每人独占6间办公室，办公室内设高级办公用品，卫
生间、会议室、会见室，一应俱全，颇为‘气派’；在办公室的一侧墙壁上，虚掩着一道暗门，推开里面竟是一间装修精致的卧室。”新华社记者用了一个很漂亮的标题引人入胜：《办公室内嵌卧室，市长书记忙些啥》。两条消息同时读，不由人感慨万千。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对于“节约型社会”而言，不啻为一道耐人寻味的奇特风景。一方面，媒体孜孜不倦宣传教育节约的重大意义，要求老百姓如何节省一度电节约一滴水；另一方面，政府官员行事却如此大方阔绰，一次次会议浪费的又何止是一份份价高质次的文件袋，一个个办公室浪费的又何止是一项项“豪华设施”！
忽然就想起上世纪初两位名臣提及的“官严民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给皇帝上《第二次会奏变法事宜疏》，说“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奏疏中提出十二条建议，第一条就是“崇节俭”。两位名臣提倡“力行节俭，始自宫廷，所有不急之务，一切停罢；无益之费，一切裁减”；“并请谕饬内外大小臣工，务从节俭，力禁奢华……宽于商民，严于职官，有违旨者，上司立予纠参”。
时间过去一个世纪，中国的情况今非昔比，经济日趋发展，国力日渐强大，官员的奢侈浪费之风也相当严重。重读此疏，觉得对现在的官场风气，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其中“所有宫室舆服，力求朴素，应酬宴会，勿得浮糜”这几句，做到就不易。近些年来，衙门越盖越豪华，轿车越买越高档，不算稀奇。我曾经根据自己在一个县级市的观察，写过一篇《豪华衙门何日休》。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远近十几个地方的朋友或者打电话、或者写信来，说文章批评他们那里的豪华之风，切中肯綮。我心中暗暗吃惊。后来多跑了几个地方，这才发现，自己原来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世事竟如此隔膜，真是落伍之甚。乃至于有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几个月拿不到工资，衙门也一样豪华得绝不逊色。这豪华衙门到底是用什么钱盖起来的？没有听说过有谁真的从自家存折上取个十万八千用来为豪华衙门添砖加瓦。既然天上掉不下孔方兄，地上又没有克隆钞票的流水线，那么，这“豪华”究竟从何而来？这就成为我心里一直难以解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结。宝贵的资金不用来发展生产帮贫济困，却用来压在自己屁股之下，让自己舒适气派，这算不算严重的浪费？这种浪费，慷国家之慨，花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应该说是一种“极大的犯罪”。
张之洞和刘坤一在奏疏中提出“官严民宽”的思想，很有见地。所谓“宽于商民，严于职官，有违旨者，上司立予纠参”者，目的明确得很，这就是“不惟爱惜物力之心，乃所以昭不忘忧患之意”。时代发展到今天，居安思危，不忘忧患，更应该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各级官员都能从我做起，节约之风何愁不能风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