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真话”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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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流三部曲》的思想关键词是反封建、反专制、革命与追求自由，在当年曾直接促使许多青年投身于革命的熔炉，为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抛头颅、洒热血。此即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处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个体，没有多少不卷入其中。

　　与同时代无数仁人志士一样，巴金当年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救亡”为主的道路。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以写作来达到他15岁时便确立的“终生事业”——“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在他看来，写作就是他抗争的方式，就是他“救亡”的手段；在他看来，当“许许多多人抓住了我的笔，诉说着他们的悲伤”，他怎么可能“像创造一件艺术品一样，来写一本小说”？

　　而到了“随想录”时期，巴金则是以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解剖与忏悔，将“救亡”的火把引向了自我。《随想录》中的一篇篇文章，实际上是对人心与人性的解剖，进而由此开启对那一场国家与社会的噩梦的反思。《随想录》的千言万语，最后凝练成为三个字——说真话。毫无疑问，这是晚年巴金最大的思想贡献。

　　“说真话”这三个字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它却是对言论自由的呼唤与体现。很简单，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说真话的前提；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个人才有说真话的勇气和可能。也就是说，巴金先生提倡说真话，实际上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项基本权利。这并非什么艰深的道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巴金先生喊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一场国家与民族的噩梦刚刚结束，而他已经看到造成这场浩劫的根源。

　　实际上，“说真话”所揭示的思想内涵，贯穿着巴金一生的创作与追求。1936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人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62年5月，他在上海文代会上作了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美联社当时报道:“巴金5月9日在上海市文化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巴金先生提出的“说真话”这三个字，不仅是对那一场十年浩劫的反思，也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种种社会思潮，特别是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嬗变的反思，进而言之，更是新时期一场新启蒙运动的起点。

　　巴金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概括地说，在前是为国家争自由，在后是为个人争自由，归根结底正如胡适先生所云:“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原载10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