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世纪的巴金——送巴金西行

　　从维熙

　　作者附言:1982年2月，花城出版社为出版《当代文艺名家画像》，特约我赴上海为巴金造像。

　　在巴老寓所，我用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速写了一幅巴金油画肖像。在写生过程中，

　　10月17日晚，几家媒体先后打来电话，说巴金走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没有过于悲恸。因为中华一代文圣巴金，已然像植物人那般躺在病榻上几个年头了。记得，面对真实人生的巴金，从1999年他重新住进华东医院后，已然多次表达过愿意安乐死亡、早进天国去会见萧珊的心愿，只是上苍偏不让善良而又执著的老人，在百岁之前走完他的人生长途，直到他活到101岁，才让老人离开人世驾鹤西归。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唯其只有一次，人间芸芸众生多以追求长寿为最终心愿；而巴老并无意追求“人瑞”的晚年，而重在对人间真情的终极追寻，这面耸立起的人生明镜，无异于巴老最后的一声绝响，让无数后来人的心田，无不升腾起对老人深深的敬意。因而，凝聚在我心头的一句话是:“巴老，您一路走好！早在2003年初，天穹上就有一颗以巴金命名的行星了，那就是您要归位的璀璨而耀眼的文曲星座！”

　　巴老远在上海，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接触。还是在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与巴老有过几次心灵交融，虽然那都是偶然的瞬间，但给我留下深邃而难忘的记忆，时至今日仍然鲜活如初。1983年初，巴老让我的儿子从众由上海给我带来了他的赠书《真话集》。当时，巴老因腿骨折断，在华东医院卧床。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从众，去上海为老人完成了面部肖像的雕塑，因而有缘在华东医院与半坐半卧于病榻上的巴老，相处了几天的宝贵时光。头部雕像完成得十分顺利，上海油雕室的同行，将其泥模翻制成了铜雕(即今天现代文学馆巴老展厅内那尊黑色的头像铜雕)；巴老出于对隔代人的关爱，在我儿子告别上海前，特意把他刚刚出版的一至四卷《随想录》题赠给了从众——老人叮咛他，其中第三卷是题赠送给我的——那就是我一直置于案头并熟读过了的《真话集》。其用意我全然明白:让我在作品和人文行为中，都要以说真话为标尺。

　　其实，早在1982年的秋天，我已然聆听过巴老讲真话的教诲了。当时，他参加完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笔会归来，在停留于北京的短暂时间内，我去了他和小林下榻的燕京饭店，去看望巴金老人。记得，巴老因长途飞行，那天的精神显得十分疲惫，但他还是靠在沙发上对我表达了如下的心语:“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读过你们这一代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为之感慨。你平反回来以后迈出的步子不错，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了些什么，因年代久远已然无从记忆，但巴老这几句十分平凡而又非常深邃的话，我是时刻反复咀嚼其意的，因而直到今天，那平缓而又安详的音容，仍鲜亮地活在我的心扉之中。说起来也是一个机缘，当时正值我描写劳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遭受到封杀。有一家大型期刊向我约稿，将我的小说《远去的白帆》拿走之后，久久不见回音；待我询问该刊原因时，主编以“细节过于严酷，吃不准上边精神”为由，让我删除小说中一些所谓“敏感”的情节。我当即拒绝了，因为那是我劳改生活的真实，那是我囹圄其中多年的灵肉感应，要抽掉这些东西，就等于断其小说的筋骨，让它成了一具无灵魂的行尸走肉，彻底背离了反映社会真实这一文学的根本理念。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读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了如下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事实证明了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过去，我一直认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头于创作，未必亲自过目《收获》的作品，事实证明我的认知错了，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许多重头作品，都是交巴老亲自过目后拍板发表问世的。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知疲惫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扶持。其实，巴老从1978年写《真话集》开始，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并以身力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记得，1979年夏天我应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编《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剧本的时候，《收获》的一位编辑，去上影招待所找我，与我说起《收获》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一些情况，就提到巴老对此“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态度: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作殊死一搏，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的未知数X！小说发表后，麻烦曾接踵而来，有的匿名信指责《收获》为“解冻文学”开路，有的则以赤裸裸的“两个凡是”，质疑编辑部的政治走向——就连我为囚时驻足过的劳改农场，也写来批判信函，说小说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云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大有反水覆舟之势！在那段难忘的子里，巴老不仅与《收获》编辑部同仁一起经受了黎明的五更之寒，巴老还要求刊物“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如果说《远去的白帆》死而后生的一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与《帆》共同遭遇的另一作品——曾被一家刊物判了死刑、后来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的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是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

　　1984年底，中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与文坛元老在新侨饭店欢聚。在这次聚会的间隙，我向巴老表示了一个后来人的诚挚敬意。巴老坦诚地对我说:“这要感谢文革，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我也许不会急于动手写《真话集》；对待文稿，怕也难于走出过去的思维定式。”记得，巴老在讲述他的心声时，吴强同志还在旁边插了话，他说:“噩梦过去是早晨，现在不仅巴老醒过来了，有良知的作家都喜逢一个历史新时期的早晨。”当时，会场上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巴老没有忘记为他雕塑头像的从众，老人关切地询问起从众的情况，并告诉我他个人十分喜欢从众的那件雕塑作品，让我代他向从众问好。之后，巴老飞回了上海，可能是巴老朴素无华的气质，对我影响太深刻之故，在那年冬天，我借上海新民晚报一角，写了《思念梧桐》一文，文中对轻飘追风的杨柳与庄重安然的梧桐，作了哲理性的文字表达。文中写到了身在北国的我，夜梦巴金在冰雪中巍然前行。这既是我对巴老的感情倾诉，又是我对巴老理性的人文定位。文坛像个林木家族，什么树种都有，那安静而伟岸的梧桐，就是巴金。

　　在我的认知里，文坛星空虽然闪烁着满天星斗，中国作家中能有巴金那样散淡情怀的人，却寥寥可数。在我的认知里，南方的巴金与北方的孙犁，是文学星空中两颗不染灰尘的文曲星座。孙犁近在咫尺，思念之情还好了却，去天津一趟也就行了；但巴老远在上海，近年又常住医院病榻之上，只能偶尔打电话托小林转述对老人的问候。好在我儿子将一尊巴金的半身大理石雕，置于我的书房案头，有时还能有个精神上的交融。说实在话，当我与巴老心灵对话时，心中常常不是喜悦的述说，而是难以言喻的感伤，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心绪，是巴金一生的创作年表启迪我的。这位穿越了现、当代历史经纬的文学泰斗，解放前他年轻时就写出《家》、《春》、《秋》、《灭亡》、《寒夜》等长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笔，影响了当时的许多青年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老以他的锐利笔锋，挑开了旧中国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唤着新时代的一轮骄阳。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这长达20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巴老随军入朝后留下了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外，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这种文学上的空白，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人文沧桑，如果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老的后20年，会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金，也不能逃脱时代文殇赐予他的文学伤痛。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年头的极端政治，使文学陷入传声筒和图解地位的话，巴老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要丰腴得多。因为那年代的时间总合，约占巴老生命年轮的四分之一，加起来有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多。因而，当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对夕阳静思其苦乐人生时，老人情不自禁地呼吁文人的真话，而不是违背心意的连篇假话。我在巴老赠我的《真话集》的后记中，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回眸流逝过去的年代。他的文章中是这么写的:“在群臣皆说‘皇帝新衣真好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高声喊出真理:‘他什么衣服也没穿！’”这是巴老晚年借安徒生的那则童话，留给人世的一部醒世箴言。尽管进入老年后的巴金，写字的手开始了颤动，但是巴金老而弥坚的心田，却比任何时期都要挺拔而深邃——老人一部接一部《随想录》的出版面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中，最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呐喊，可以说那是文革之后，中国文化人中发出的探索真理、呼喊民族自励的最强音。巴老在其文章中写道:“决不能让我们中国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灾难，就会使我们的世族彻底毁灭。”“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我们20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使“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10年的惨痛教训”，“制止‘文革’历史的重演。”(引自巴金的《随想录》)这些文字可谓字字沉甸如金，是爱我们民族爱到心痛地步的人，才会倾吐出来的声音。记得，我初读此文时，感情几乎沸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因为当时巴老已病卧在床，此时此刻他还用他那只颤抖的手，写出如此凝重的忧国忧民的喋血之言，在当代文学浩瀚星河中，可算是独此一家了。道理十分简单:一场“史无前例”的10年文革，神州大地死了多少冤魂——其中还包括沉冤于地下、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开国元勋，如果他们的灵魂永生的话，在冥冥天堂都会听到了巴老的声音。按说这一声有力的呐喊，理应得到有力的支持，因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句历史铭言，已经被中国历史认知为真理；可是不知为了什么，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拔地而起，却始终不见“文革博物馆”的面世。何故？如果说巴老今天有知的话，这一定是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为什么我们不能盛世思危，果敢地面对昨天的历史真实？其实巴老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目的，并不在于揭自家之丑(当然自揭家丑也是一种可敬的境界)，而是出于让后代子孙永远铭记，不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悲剧！其心其志其情其意，可谓远虑千年万代！在一切有良知的国人眼中，这是巴老晚年最为壮丽辉煌的一笔！

　　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心灵最大的承载就是道义二字，在历史新时期之初，巴老从道义上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力挽狂澜于既倒，已然抒写出了历史新时期的人文华章；到了黄昏夕阳的年纪，这位体态瘦骨嶙峋、走过一个完整世纪的文学大师，又以铁肩担道义的无畏精神，居安思危地写出一篇篇醒世箴言，其心何其美哉！其志又何其壮哉！其文学箴言蕴藏于他的长卷之中，是含蓄而厚重的，它倾吐于黄昏夕阳的年纪，文字的经纬之中，蕴藏着的是一颗民族的忠魂。枫叶红于二月花。枫叶经过风霜的洗礼，色泽更加艳丽——这是巴老在人生秋季演绎出来的交响乐章。因而，这位生命晚年在病榻上苦熬了6年多的文学泰斗，其人文精神必将像世界天文组织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颗星星一样，与天宇并存，并永远闪烁着圣洁而明亮的光辉！

　　2005年10月18日于北京

　　图:

　　文学家巴金(油画肖像)　鸥洋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