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坝村的无字碑

　　新华网成都10月23日电（记者唐小可、田刚)四川有个蓬安县，蓬安县有个中坝村。嘉陵江从村边流过，浩浩荡荡，一泻千里。

　　中坝村新近矗起一座7米高石碑。碑体呈四方形，为大理石砌就，然而，碑面无字！

　　无字之碑犹如画在天地之间的一个立体惊叹号。

　　立碑者说

　　谈起这块无字碑，村民们的“龙门阵”便越抻越长：

　　“为啥子要立碑？记者同志，你们要是晓得这几年中坝的变化，就晓得我们立碑的心意了。”

　　“我们中坝村前几年是啥样子的哟，乱呀，广播没声音，电视没图像，到处都是污水，地里头看不到人影，做啥？赌博去了呀，细娃儿都遭带坏了，背着书包不上学，跑柑子林里扎金花。”

　　“你们莫要小看了脚下这条不咋样的小马路，要不是新的村支部领头修了它，我们的蔬菜、广柑现在还卖不脱哩。”

　　“现在多好呀，路有了，码头有了，学校也新盖了。最好的是，干部再也不欺压老百姓，啥事都同大家商量着办，农民真正当了主人翁哩。”

　　……

　　村民们说，石碑立于2004年初，当时集中了全村通文墨的人拟了个碑文，都刻好立好了，县里领导晓得了，说是碑文称颂了县委干部，不好，要大家把碑推掉。可村民们坚决不干，还群起“卫碑”，后来只好双方各让一步：碑留下，字抹去。于是就有了这无字碑。

　　抹去碑文后的碑面水泥印痕宛然，显得有些粗糙。

　　石碑划开了中坝村的两个“时代”。

　　中坝村两个“时代”的故事引人深思，催人警醒。

　　阙定明成了村民心中的“悲情英雄”

　　由于江边大片平坝这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坝早先曾经是蓬安有名的富村，又是全县的“红旗村”。然而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干部作风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带头赌博，贷款赌博的事都干出来了。群众说，中坝村的干部啥子都不带头，只有赌博带头。因赌得倾家荡产而自杀的就有10人，其中有两人没有救过来。富村变成了穷村、“金花支部麻将村”。后来又因为饮用水污染，癌症高发，中坝又成了有名的“病村”。

　　就在这时候出了个阙定明。

　　1995年，立心养猪致富的阙定明游说自己所在的五社与六社联合安装自来水管。两位社长收了2万元群众集资款，等水管安完一算账，集资款花个精光，还向信用社贷了2000多元。阙定明对账目提出质疑，村干部就一拍桌子二瞪眼。阙定明气不过，自己出钱雇了20人，挨家挨户挖开已埋好的水管，重新丈量称重，取得了干部私吞集资款的证据。

　　“水管事件”成了“引爆”长期积累的问题的导火线。县里先后派出了三个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调查“水管事件”，调查后确认阙定明提供的证据基本属实，工作组走后，干部们却拒绝退款。阙定明邀约被激怒的村民们一路上访到了省城，上访内容扩大到了村账、吃喝风、赌博风和打着滚儿上升的各种“提留”款问题。1996年，县里又派来第二个工作组查村账，然而结果仍是不了了之。失望的村民们于是以拒交任何税费的方式来反抗。1997年，县里派了20多人组成的第三个工作组，进村第二天就开始强行清收群众拖欠的税费。矛盾和对抗白热化了。

　　被愤怒冲昏了脑壳的阙定明聚众围攻乡政府，砸了农经站，打伤了乡干部。他的行动超出了法律界限。阙定明被判了四年徒刑。

　　宣判那天，几百群众来到宣判地——县城电影院门前，沉默地静坐。阙定明成了中坝乃至四乡八村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当他四年后刑满归来时，许多村民还敲锣打鼓，迎出数里之外。

　　刘中伯八进中坝村

　　刘中伯是在阙定明回村不久即2002年10月由仪陇调蓬安任县委书记的。同时到任的还有代县长、组织部长等——蓬安换了领导班子。

　　“四面楚歌”，是刘中伯对上任时情景的形容：他们一连两天被数百名反映各种问题的群众堵在县委门口，不久又传来了中坝村群众要推举刑满释放仅半年之久的阙定明当县人大代表的消息。吃惊的刘中伯决定到中坝村察访。没想到县委办公室主任首先反对，告诉他，干部去中坝村会“脑壳碰门板”甚至被撵，村里的20多位党员竟不敢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主任还举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个在浙江打工的农民犯罪后潜逃回村，村民竟一窝蜂将公安人员包围，掩护逃犯在玉米秆堆中藏身月余。

　　这反而更坚定了刘中伯去中坝的决心。主任转又提出派警察随行保护。刘中伯火了：这是咋了，群众就那么可怕吗？

　　刘中伯来到长梁乡，乡里的书记乡长大吃一惊，连问候都变结巴了。刘中伯二话不说，带上他们就进了中坝村。

　　刘中伯满脸堆笑地向他遇到的第一位农民问候，对方装着没听见，低着头快步走开了。好容易同一位退休回乡的工人黄柏林搭上话，谁知立时冲过来一个老太婆，一把将黄拉走，一边对刘中伯说：“莫听他的，他有精神病！”老太婆是黄的妻子。在村里转了一个上午，刘中伯没有同农民对上一句有实质内容的话。

　　一行人来到中坝村小学。只见两排破瓦房摇摇欲坠，教室角落里是老师做饭的锅灶，看了令人心酸。50多岁的老教师张国秀一把拉住刘中伯，几乎是声泪俱下：“就这环境，我们工作了三十多年。下雨天娃娃们都是双脚泡在水里上课呀。书记你看，男女厕所间的隔板烂光了，娃儿上茅房都没法遮羞啊。”

　　午后，刘中伯提出请些群众来开个座谈会，乡、村干部连连摆手：“不行，喊不来！”刘中伯又提出召开党员会。结果只来了4个党员，而“喊不来”的群众却陆陆续续来了60多个。

　　他们是有备而来。一来就指着乡党委书记的鼻子“控诉”：“刘书记，你来他才来，乡政府就在村边上，书记的脚好金贵哟。”

　　“来呀，啷个不来？来了只做两件事：催粮催款，刮宫引产。”

　　“干部哪个管我们死活，只晓得吃喝，县乡干部下来村干部陪吃陪喝，还要带上自己的老婆娃儿，村账这么多年就没公开过。”

　　“村上不通公路，守着一条大江没得码头，我们的广柑、花生、蔬菜卖不脱，你们当干部的哪个管过？”

　　“我们为啥子要选阙定明当代表？只要干部有一个像他那样为我们说话，老子就选他。”……

　　刘中伯对记者说，当时他听得“汗流浃背”。

　　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春节前，刘中伯先后八进中坝村。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慢慢生成：工作最薄弱的地方往往是最需要优质人才的地方，中坝村班子烂了，重建领导班子，需要有强大的外力推动。“工作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而且要一下到底。

　　冯抗的“非常之举”

　　刘中伯在县里的会上说：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

　　他在县委会议上说：“中坝村的问题太严重了，也太典型了。严重之处不在于农民有多‘刁’，而在于它反映出我们脱离群众有多远。有的干部整天一个‘整’字不离口，整哪个？整的是我们自己的衣食父母，我们的执政基础！”

　　刘中伯提出了直接派县委干部到中坝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常委们一致支持。

　　经过反复挑选，担子落到刚从南充市委党校学习归来的组织部副部长冯抗肩上，县委向他交代得很清楚：不是“下挂”是全职。

　　2003年春节刚过，这位四川大学哲学系90届毕业生来到中坝上任。他在村“两委”和村民代表会上这样表态：“我抱着一颗心来，绝不带半根草走。”

　　“那个时候农民不太爱搭理我，有人还说我是‘先分化，后算账’。啷个办？像刘书记说的：和群众坐一条板凳，人心换人心。”冯抗说，于是他同大家一样一身水一身泥，哪家活儿忙不过来帮哪家干，每天都到深夜才回到他在乡政府里的居处。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自备薄礼登门。为寻村里一位走失的老人，他错过了同垂危的父亲见最后一面的时间。天长日久，村民们的疑虑消了，“书生”冯抗成了“农民”冯抗。

　　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的“非常之举”。

　　冯抗提议全村集资把大家早已盼望的公路修起来，并且提出了一个出乎所有村民意料之外的主张：自己和村干部都不管钱账，只负责规划和组织；钱由学校的老师管，账由阙定明管。

　　县长邹平评价道：“没想到冯抗这个书生还真有两把刷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阙定明管账，找准了症结，抓住了关键。”

　　信任，是打开心扉的钥匙。阙定明把账目弄得清清楚楚，张贴在新盖的学校墙上。不到半年，一条几公里长的简易公路就建成了，垮塌的码头也修好了。

　　这年底，连冯抗自己也没有想到事情发生了：连续7年抗缴税费的中坝村，在全县第一个完成上缴和提留。春节前夕，阙定明发出倡议，为党立一块“功德碑”，以纪念中坝村翻天覆地的巨变，立时赢得举村响应，于是便有了今天的无字碑。

　　2004年5月，冯抗被评为四川省优秀组工干部，借调到省委组织部。无字碑下，中坝村全体村民为冯抗送行。鼓乐喧天，鞭炮动地，黑黑瘦瘦的冯抗胸戴大红花，肩披红绸巾，就如埋进了锦绣堆中。要不是专程来接他的县委组织部长朱仕友费尽口舌，委婉劝阻，村民们还会将冯抗送到十多公里外的县城“打马游街”。

　　“你不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自己寻找代表”

　　当年的“英雄”阙定明如今成了中坝村最大的养猪专业户，被村民戏称为“猪总”，村干部则称他是“致富带头人”。

　　记者见到阙定明，是在他散发着饲料和猪粪味的猪舍里，这位1米80左右个头的精壮汉子向记者袒露他的心路历程：

　　“我也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从来都拥护党的政策。只是那几年中坝的事太气人，我认为是下头的‘歪嘴和尚’把中央的经念歪了，就领头起来反对。唉，刘书记冯书记他们要是早来几年，我也不至于坐牢。”刚出狱那阵子，他对来家回访的派出所干警说，“我今年50岁了，再上访十年到60岁，如果问题还搞不‘伸抖’，我就去丰都鬼城上访，到时候，我要拉上吃皇粮国税的人一起去！”

　　最初触动他的是刘书记八进中坝村，“中坝人三十多年都没见过县委书记了。我开始还认为他同以前的干部一样，光许愿不还愿。哪晓得他来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还带着县长和县委干部一起来，来了就访贫问苦，和大家摆‘龙门阵’，从自己荷包里头拿钱接济穷人，也不催粮催款。刘书记同我谈话，指出我过去的行动过激，是用不合法的手段维护合法利益，我嘴上说‘都是当官的逼的’，可心里头觉得他和别的干部不一样，没把我老阙当外人、敌人。”

　　让阙定明彻底消除了疑虑的则是冯抗。“修公路的时候，冯书记让我管账，我感动得眼睛水花花转。”他说，还有接替冯抗担任村支书的蔡良斌，“他们做工作做得到你心里去。”得知他有养猪技术，蔡良斌就帮他联系了河舒镇的生猪公司，“一下子就给了我400头良种猪托养，猪苗、饲料都由公司出，三个月出栏，每头净挣工钱60元。一年养三茬，七八万元收入就到手了。”在他的带动下，好几户人家也加入了“公司加农户”的养猪行列。

　　交谈中，阙定明期期艾艾地问记者：像我这样的人，可不可以申请入党？当记者答复提出申请是自己的权利时，他笑了：“我在4月份就写了申请，就是不好意思交出去。”

　　阙定明的变化使各级干部感慨万千。刘中伯说：“阙定明从上访、闹事到带头劳动致富，他的变化代表了中坝村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群众是最通情达理的，你给了群众一寸，群众就会还你一尺。”

　　县长邹平说：“农村的问题是我们屁股坐在哪一边、是不是同群众一条心的问题。去年蓬安发生惊动了中央的‘9·27’沉船事故，中坝村民在一天之内就捐款5076元，派专人送到了县委，说是要‘为党分忧’，这可是连续‘抗粮抗税’七年的村呀，这么大的变化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采访四川省委组织部长魏宏时，他说：“要讲‘转变’，其实是我们干部的思想感情、作风转变了。阙定明是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利益代言人，我们的干部变得同群众一条心了，他当然也拥护我们了。”

　　魏宏说，“阙定明现象”表明，“你不代表群众利益，群众就会自己寻找代表。”

　　“用一生去写群众心中的‘碑文’”

　　冯抗走了，又来了个蔡良斌——县委组织部的另一位副部长。

　　新任村支书蔡良斌请来绵阳的“种菜大王”教村民大棚技术，同县乡干部一起跑重庆、巴中、南充，招徕蔬菜客商，带领村民建起了集中供水站，解决了饮用水污染问题；建立起了党员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和民主理财制度。蔬菜业、养猪业，再加上传统的广柑、花生种植，使全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1090元一变而为2004年的3780元。中坝村还被省里定为无公害蔬菜基地。

　　皮肤天生白晰的蔡良斌也晒成了“黑脸包公”，戏称自己“回到了健康颜色”。

　　中坝村变了。变化最大的是党群、干群关系。重建后的村支部变得生气勃勃，修路、建新村、防洪、种蔬菜、跑市场……村里的党员们事事都走在前头。70多岁的老党员唐建清不计报酬，自动当起了“后勤官”；2003年入党的吕功辉当上了村“蔬菜协会”会长，自费为乡亲们联系种子、市场，为中坝成为省无公害蔬菜基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曾经带头赌博的原村支书谢天战也痛改前非，又被村民们选进了村委会。人心顺了办什么事都不难了。“动祖坟够难了吧？可村里为了建新村，只稍稍一动员，讲明白了道理，17户人家就痛痛快快地同意把祖坟深埋了。”蔡良斌对记者说。

　　中坝村的无字碑被刘中伯称为“警示碑”。他说，农村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无字碑背后的故事警示我们，脱离群众有多么危险！“千碑万碑不如群众的心碑，我们要用一生去写群众心碑上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