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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已被推上法庭，许多伊拉克人都要求把他送上绞刑架，似乎惟其如此才能伸张正义，大快人心。但是，对伊拉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而是着手恢复已经极端恶劣的政治生态。
政治暴力，哪怕是正义的暴力，都难免增强政界和民众的暴力意识和倾向，政治生态也因之遭到破坏。伊拉克80多年的现代史里，革命、起义、政变、清洗、暗杀等政治暴力不断，伴随着一批批政界要人人头落地，国内的政治生态也每况愈下。伊拉克现代史上的历任统治者和政坛强人几无一人善终。
当年努里(先后14次出任伊拉克首相)和卡塞姆(1958年发动政变)的死都曾大快人心，似乎也体现了正义。但是，他们的鲜血浇灌出来的却是伊拉克的暴力政治传统。如今伊拉克什叶派民众和库尔德人对待萨达姆的态度与当年伊拉克大多数人对待努里和卡塞姆的态度极其相似，如果美国和伊拉克过渡政府也“顺应民意”一杀了之，无疑会给暴力色彩浓厚的伊拉克政治生态又增加一层血污，伊拉克政治生态改善也就没有希望。
萨达姆倒台后，逊尼派垄断中央政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反映伊拉克民族和教派构成的新政权正在建立。以此观之，伊拉克正在经历一场革命。但是，政治生态不改善，革命很容易表面化。法国大革命前期，吉伦特派处死了路易十六，但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断头台下欢欣鼓舞的民众脸上，没有多少人会怀疑这些屠戮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历史证明，这些“大快人心”、“伸张正义”的杀戮非但没有稳定政局，反而使革命成为“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像力的可怕的怪物”，最后一并把罗伯斯庇尔等人也吞没。“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很快掌握了政权，他没有大肆清算热月党人和其他政敌，社会反而迅速稳定了下来，被大革命践踏得支离破碎的法国政治生态也开始恢复。正是因为他带领法国人摆脱了暴力政治的纠缠，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英国人和拿破仑的政敌没有把他处决，而是把他流放到了厄尔巴岛。即便是他二次逃回巴黎，复辟失败之后，反法同盟及法国波旁王朝也只是把他迁至更远的圣赫勒拿岛。正是拿破仑的“宽容”统治和英国的“宽容”政策暂时刹住了法国暴力政治的车轮，推动了法国政治生态的发育。
由此观之，如果伊拉克当局处决萨达姆，无异于蛮族军队以敌人人头祭旗。如此反复，伊拉克何时才能走出历史？
(原载10月23日《新京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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