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员工高收入现象并非厦门所特有，“十五”期间，中国的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于“九五”期间平均增长率3——5个百分点，而金融和保险业则较“九五”期间提高7个百分点以上，它导致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上述高收入行业的垄断性并非是自由竞争条件下通过改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来形成，而往往得靠政策性因素的“扶持与帮助”。
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以及公路、铁路、民航、金融等行业都有垄断的特性，他们在某个区域或行业大多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这种状态下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非由市场供求自发调节，企业获得的是垄断利润。但行业的垄断利润对全社会而言却是超额成本，比如全国范围公路收费水平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就加大了运力紧张，也给治理超载、超限带来了难度，甚至还对全社会生产各部类正常运转产生带有“乘数”的负面效应。
再从收入分配角度看，首先，由于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分割，劳动要素价格不能市场化，劳动要素间的收益就难以公平。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因此与人们的努力程度脱钩，一旦人们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象普遍发生时，经济效率的降低也就不言而喻了，忽视广大劳动者的收益，社会经济效率的改进必然失去基础。其次，收入分配不均影响低收入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再者，不公平分配很容易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还会影响投资者长期投资计划。可见，为了满足垄断行业的小团体和个人利益而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牺牲，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因此，必须加快公路、铁路、民航、金融、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分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应与其业绩相联系，而不能再凭借垄断来维持其高收入。必须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使收入分配与市场机制接轨。这就需要相关决策部门有暂时割舍本部门、本地区局部利益的勇气和魄力，同时也需要各级政府坚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加速建立实现这一目标的外部诱导机制和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