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成人仪式”

　　1995年姜文执导“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轰动影坛

　　1993年8月23日《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式开拍，1994年1月22日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1994年8月收到威尼斯电影节邀请，1995年8月21日距影片开机整两年，影片正式批准发行并在全国公映。这就是这部影片诞生过程中的关键时间，也记录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出生过程中的艰难与坚持。从某种角度来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是姜文的“成人仪

　　姜文表示：“我当导演其实是因为对电影状况的不满足。”也因此诞生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本报记者徐万涛摄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贯彻着一种梦幻意味，恍惚间难以分辨是梦境还是现实。

　　第一次做导演，连导演的称呼我都觉得像是别人给我起的外号儿———透着点不正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多少次弹尽粮绝，又多少次起死回生。有的人在悲观失望中离开了我们，有的人疯狂地坚持着，更有的人被疯狂的人们唤做疯狗，这群疯子只有在看样片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在干着一件有意义的事。电影是梦，这群人已经忘掉了自己熔入了梦当中。

　　看到《动物凶猛》就闻到了味道

　　我和王朔有相同的经历，都是部队大院的孩子，又都跟地方上的孩子有很多接触。看了这部小说，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涌动。王朔的小说像针管扎进了我的皮肤，血“嗞”地一下冒了出来。

　　我不能判断他的文学价值，我总是把文字变成画面，我自觉不自觉总是把小说翻译成电影。我一看到这部小说，就闻到了味儿，就出现了音乐———西藏歌和大食堂的味儿。我原来不知道我能写剧本，现在想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支使我的手这么“哗哗”地写，而且笔跟不上脑子，我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就是愿意干这事。

　　写一个男孩变男人的过程

　　6万字的小说改成了9万字的剧本。有人误解这是个“文革”片，我并没有想拍一个“文革”片，只是如果我和王朔这些人在写一个男孩变男人的过程的话，那我们只能写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的。当时写完后很有信心，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啊，好到我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说这个东西好的程度。可是当我去找钱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很怀疑，由于我当时沉浸在兴奋里，我以为大家和我一样兴奋，其实人家很冷静。我也找不到投资，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说这个东西就是好，怎么好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它，这就是一张白纸，我还有什么道理跟你去说这是一张白纸呢。可是在别人看来没看出它是什么，我只是一厢情愿晕在里边了。

　　为了方便就说找个长得像姜文的

　　最不顺当的是挑演员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被带来的演员，和要扮演的角色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时候，你会很恨这个演员，实际上人家一点错也没有，这是很奇怪的。但是有时候，你看到被带来的演员和你想象中的人那么有内在联系，你会很爱他，这也很奇怪。我见到第一个选定的演员还不是夏雨，是演夏雨小时候的那个，叫韩冬，十岁左右。我见他时，一下子有了无限想像力，像吸了氧一样，觉得整个摄制组的血液开始流动。我不是非得自恋，非得找一个像我的人来演这个片子，因为三个人演一个角色，大家为了方便好找，就说找个像姜文的。可真有七八个候选的时候我就蒙了，到底谁像我也不知道了。所以最后就是请我妈来定这个事，我母亲说夏雨挺像我中学时候的。

　　我当导演是因为对电影状况的不满足第一天拍戏是个晚上，制片主任二勇问我紧张吗？

　　我说不紧张，我都忘了紧张了，为什么呢？我太累了。我当导演其实因为不满足，不是对我作为演员的工作状态不满足，而是对电影状况的不满足，我总想还有另外一种电影，或者说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拍电影。我觉得，导演是一个动作，一次行动，他不应该是职务。你什么时候感到有必要行动一次就行动一次。我自信时觉得世界上没有人能和我比，我眼里没有大导演，当我不自信时也就是找不到感觉时，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好。“阳光”就是这样，我相信别人也能拍，但不是这样的。

　　寻找的意义超过电影成功本身

　　我拍了25万尺胶片，也是不知不觉。有人说我是中国耗片率最高的导演，我真的没想破这个纪录。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电影就应该这样拍。谁说一个镜头拍几条就完了？在我看来这是个过程，寻找的过程。就像是谈恋爱，你突然爱上一个人，你总是不断问自己为什么爱，当然答案大多是不知道为什么，但爱就是爱，你很难说清楚。我认为对一个导演来说有一个东西在吸引他，折磨他是很重要的。在拍摄过程中用一切方法、手段来寻找是什么在吸引着我，折磨着我，直到把它找到。我想这种寻找的意义超过电影成功本身。

　　■原著说

　　王朔：“阳光”只能产生于姜文的头脑

　　谈起《动物凶猛》这小说，姜文东问西问，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处理某些事件。我拒绝做编剧，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写作能力陷于瘫痪。

　　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拍“老莫”那场戏我有一句台词，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最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有一次我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一下，我掉在一个人的脚上才幸免于难。

　　■演员说

　　夏雨：就像一个阳光下的大草场

　　1993年8月23日中午，那天正好是王朔的生日，当蛋糕被我们吃进肚子里之后，那感觉就像是歃血为盟。随着“战火”的蔓延，大家的配合也更加默契，我们的剧组就成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家。除了说同志们在一起和睦相处，相互温暖，互相帮助以外，还有个意思是：我们剧组就像一个阳光照耀下的大草场，青春的气息荡漾在上面，阳光般的笑容经常挂在人们脸上，这是个满载活力的集体。

　　1994年1月22日我们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我们在总参一招的大院里支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巨幅彩画和姜导在画前合影留念。

　　冯小刚：在姜老师身边工作的日子

　　已记不清在何时何地，姜文对我说：你演胡老师吧。可我又分明记得刘晓庆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看着我笑，使我显得有些狼狈。她说：你是最佳人选。她和姜文似乎从没有考虑过我会不会拒绝，只是不断地在强调他们的决心已定。

　　这使我至今想起来仍有些耿耿于怀，我甚至在心里说：我试着拿个最佳男配角吧。姜老师说：这个角色有两个人可以演。一个是你，一个是葛优。但他担心由于观众过分喜欢葛优，使胡老师这个人变得可爱。他认为我能恰如其分地演出胡老师那股劲儿（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他是夸我还是骂我）。

　　■电影笔记

　　灿烂到眩晕

　　对一些记者来说姜文是个很难对付的人，因为这个人比较“傲”，不太爱跟智商低的人纠缠。早年这股傲气还比较内敛，后来渐渐地就铺张开来了。作为演员，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但当这种无所畏惧的气质表现在其他方面，往往却能产生出乎意料的作品。作为导演的姜文，拿出《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就让大家有点眩晕。

　　除了像《动物庄园》等的虚幻创作，每个故事总需要有一个大致的发生背景。故事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历史用故事去叙述背景，而故事则用背景来带出故事。可是，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背景还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总存在很多特殊的含义和禁忌，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细节的大历史的民族而言。把一个关于孩子青春期成长的故事，放到“文革”这样特殊的背景中去叙述，梦幻之外，并非反思也没有伤痕，剧本如此。

　　然而，同样的故事，可以有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结果，而能在电影里贯彻这种梦幻意味，这就是姜文独特的聪明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容易让人看不懂的。因为带着那样的一个故事背景，每个聪明人都希望猜出每一个形象，每一场戏背后的象征意味。但是不那么容易。

　　因为这部电影不同于此前任何一部以此为背景的电影。而它又不是喜剧，不能简单地用观众的笑声去评判其成功与否。没有前因后果的大情节，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线索，恍惚间难辨真伪的梦境与现实。“阳光灿烂”四个字，决非秋天紫禁城的红墙黄瓦的那般棱角分明，而是像王小波小说里夏天里白晃晃的水泥马路般的不明确。带着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每个观众和试图分析的聪明人，都被晃得晕晕乎乎的。

　　任何符号都可以是多义的甚至是无穷意义的。

　　聪明人尽可以去分析电影的象征意味，对于不怕麻烦的人来说这可能充满乐趣。但是对于故事里的“我”来说，那个青春期的背景，带来的乐趣更加无穷。叛逆、憧憬、崇拜权威又打倒权威。大的历史背景为小的人生历程提供了无限可能。在一个更加现实的环境中间，我们的很多行动总还有许多的心理和物理限制，但是当外部的限制被减少到最小的时候，再加上一点青春期的脑分泌物，人的想像力可以是无穷的，就仿若穿行于骇客帝国中间。可以从烟囱顶端跌落而手脚无碍，可以进出别人房间来去自如，可以用最隐秘的方式尝试性暴力。行有制，思无涯，难怪青春期的另外一个称呼是思春期。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中长大的孩子们，有着最幸福的人生经验和最坎坷的人生历程。前半句话可能会让不少人生气，后半句话却会让不少人感慨良多。当他们走过了很多为五斗米折腰的坎坷之后，看着上下老小的时候，凭着当年的胆气豪支撑起大大的事业或者仍然是那小小的五斗米的时候，他们需要开心地回味一下当年的白日梦，因为每个人都有思春期的白日梦，而他们的，无人能及。

　　□沈西

　　本版整理：本报记者张悦（整理自姜文等著《一部电影的诞生》，1997年10月华艺出版社出版）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总第2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