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身处“责任”风暴

　　本报记者　江强

　　引语

　　10月，一场针对公务员队伍的“责任”风暴在深圳强势登陆，一贯被视为薪水高、福利好、特稳定的深圳公务员群体面临着“能者上、庸者下”的重新洗牌。如何看待声势浩大

　　“国庆7天假，我干了8天”，一见到记者，宝安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民就谈起了正在宝安实施的“一号工程”。自从年初展开这项治安方略后，肩负主责的他就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个“双休日”。国庆期间，即使腿上有伤，他还是带着政法委的47人接连检查了297个“围合式小区”的治安情况，其中有一天连着干了一个通宵。“比上前线打仗还累，因为维护治安是日常性工作，没有一个尽头”，这位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连长感叹。

　　行政、业务公务员

　　忙闲不均

　　徐福民的讲话就像揭开了一个盖子，展现出部分岗位的深圳公务员背后鲜为人知的辛劳一面。

　　据了解，中国13亿人口中，现有吃皇粮的在编干部约5000万人，官民的比例为1：26。而深圳公务员人数约3.5万人，对应的却是接近1200万的人口，官民比例为1：350。

　　然而，就是在这比例已低的3.5万公务员队伍中，又存在忙闲不均的现象。目前最能感受到工作强度大的当属公检法人员，现在深圳警力按1000万人口配置比例为万分之十三点四，远低于北京的万分之三十三点三、上海的万分之三十五、广州的万分之三十点四。而在流动人员最密集的宝安、龙岗两区，警力的配备比例还要低一些，“许多人都像机器一样没白天没黑夜地高负荷运转”，徐福民说。

　　同样，法院审案也是连班倒，大部分的基层法院都取消了休假制度，深圳市中院的案件审理表已经排到了今年12月底，10月17日，一宗并不复杂的劳动争议案件在晚上挑灯夜审。

　　除了公检法一线执勤人员外，记者了解到，在窗口岗位工作的、在办公室搞宣传写材料的公务员都属于劳累一族。盐田由于是个小区，　岗位的设置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常常一个局的编制挂几个行局的牌子，工作量也相应大了不少。如这里的区委宣传部，还担负着文化局、广播电视局、文明办、文联等单位的职责，以至于有的工作人员感叹“写不完的材料、开不完的会”。

　　不少公务员向记者反映，由于现行的公务员岗位中，行政公务员和业务公务员没有分离，因此一个单位存在着“有些岗位忙得喘不过气来，有些却终日悠哉”的不合理现象，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责任考核不尽合理

　　有些岗位除了“活多”，还有“心累”，因为按照以往的考核制度中，干活多的公务员往往责任也大。

　　在今年7月市人大召开的食品安全议案办理会议上，龙岗平湖街道办主任黄凌感慨：作为人大代表的她提了这个议案，没想到办理时又成了第一责任人。作为街道办主任，她已经是几十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清无”、消防、生产安全、交通安全……无论是中心工作，还是日常性事务，她几乎样样都不落，“因为不少部门在街道这一级根本就没有对应单位，结果不少工作只能依靠街道来进行，可是工作越多，责任也就越大，如坐火山啊。”

　　不仅仅是街道办主任这一级，记者了解到，各级政府的党政一把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由于责任相对重大，因此承受的压力也相应地增加。今年8月，宝安区连续发生了多宗交通、治安等方面的恶性事件，使区委书记、区长转换了平台，也让不少部门的责任人一夜之间“白了头”。

　　累心累力的的还有公检法、劳动等部门的公务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平台中，这些岗位都处在矛盾纠纷的漩涡，也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群体。“但每接到一个外来工的投诉，承受的压力也大，如果不处理好，可能就会引发一桩恶性事件，你怎么担得起责任？”一位基层劳动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

　　收入常与工作量不成正比

　　2003年的6月下旬，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一纸房改通知下来了，给了新进的深圳公务员一个沉重的打击。按照房改政策，一个科员每个月的房补只有600多元，比目前只多了200多元。

　　“其实这很不公平，职务高的公务员津贴也高，但他们其实有房了，而我们呢，供房相当吃力，但还承受着社会认为‘公务员都有福利房’的沉重目光，”不少新加入队伍的公务员向记者抱怨，“相比其他行业，我们的收入还算可以，但干活最多常常是普通公务员，福利待遇却按照职务的高低分配，非常不合理”。

　　向来被视为“钱途”锦绣的深圳公务员，由于有特区补贴，在全国同行中工资是最高的。目前以一个正科级公务员来算，工资表上，在深圳月薪可拿近6000元左右，在广州也就是3500元左右。但据记者了解，这些收入也基本固定，大部分普通公务员都很少有灰色收入，加班工资除了公检法每月有800多元外，其它部门都没有。如果想收入有明显提高，只有希望得到晋升，但这个希望也很小。有调查表明，在我国行政机关的500万公务员中，在县区乡、街道两级的就超过300万人，而其中只有8％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以下，长期得不到晋升。至于在公检法系统，由于本身人数较多、职位较少，穷其一生只能做个普通干警的公务员比比皆是，而这也意味着无论他干多少，也只有那么多收入。

　　身体“透支”原因不一

　　不均等的现象还体现在公务员的身体状况上，毋庸讳言，不少公务员是因为工作压力损害身体，但也有相当部分是在吃喝“潇洒”中挥霍了“健康”。

　　据2004年对14万多名深圳公务员、职员的一次体检统计：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精神压力、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人处于亚健康的灰色状态，健康问题日显突出，10万多人的体检中，身体健康人数仅占了四分之一，“而这其中，有不少是因为吃出来的‘富贵病’”。

　　但对警察来说，得病的原因就一点也不“高兴”了，去年，深圳市公安局民警的体检情况显示，4942名民警，患高血脂的有1196人，占参检总人数的24.20％；患脂肪肝的有1075人，占参检总人数的21.75％。其他病症如高血压、胆囊疾病、肾结石的检出率都较高。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余新国曾向媒体透露，深圳警察患有各种类型职业疾病的占近70％，“基本上都是工作过于劳累造成的”。

　　“责任风暴”推行“制度选择”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得越多责任越大……这些情况导致了深圳部分公务员干劲不足、不思进取。正如某些专家所言，深圳公务员某种程度存在的“高薪低效”问题是由于公务员管理制度造成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一场针对公务员队伍的“责任”风暴于今年10月份正式在深圳登陆。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题为《求实务实抓落实，正风正己尽责任》的报告中谈到：这场风暴的目标是建立“制度选择”，并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典故来强调制度环境对于公务员工作态度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公务员，就是国家权力机关用纳税人的钱来聘用你为群众办事，实际上就有业绩成本考核问题，你能做多少事，根据你干的事、业绩、输出的能量来考核，来付出成本，要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的干部算算账，使之有压力，有危机感。”

　　根据李鸿忠的规划，“制度选择”的内容为：对于任务不饱和的单位，就要科学地定岗定员；对于效率不高的窗口行业，就要建立投诉追究制度，投诉达到一定的次数，就要予以相应的处理；对于不愿意挑重担、做难官的干部，就要有一个相应的考评和淘汰机制。总之，要把“能者上，庸者下”变成阳光下的制度选择。

　　“这是吸收了企业的管理经验”，深圳社科院教授杨立勋对此赞同，他指出，WTO有三分之二的条款是针对政府的，政府提供的服务应属第三产业，因此要讲投入产出，既要讲成本又要讲绩效，对公务员的考核再不能沿用过去那种年终宽泛的优、良、合格等级，而应针对每个公务员一年所领的工资、福利、通讯费、交通费、出差费等一项项计算出成本，再将其一年做了多少事值多少钱计算出来，由此确定他该不该涨工资或降工资。“同样级别的公务员收入可能不一样，公务员工作干好干坏收入会拉开差距。”

　　据了解，深圳监察部门正在制定《深圳市政府行政指标体系考核》和《深圳市行政处罚条例》。其中，《深圳市政府行政指标体系考核》将对政府部门进行量化考核，规范政府公务员队伍。《深圳市行政处罚条例》的主要作用是为公务员制定行为准则，让政府的公务员能有条例可依，争取在工作中少出错、不出错，同时完善对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惩戒规定。

　　企业化、制度化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显然起到了作用，记者于10月21日在盐田区委宣传部采访时，副部长陈琼英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急于在下午5点半去开另外一个会：“我们区的6位处级干部近日因为开会迟到被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评，6人还被取消了10月份的月度量化考核评分为优秀的资格，因此，一分钟都不能迟到，我没有太多时间给你，”在道歉声中，她匆忙地跑出门。

　　图：

　　面对各种提问，解决大家的问题，公务员的工作其实也很平淡。

　　何俊　摄

　　企业化、制度化管理对提高公务员工作效率作用明显。

　　何俊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