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显规则”成为真正的规则

　　黄卫平教授：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

　　记者　曾妮　实习生　康文丽

　　记者：深圳特区一直以“特别能改革”而著称，应该说深圳的公务员队伍并不是一群庸人。深圳为什么要“治庸”呢？

　　黄卫平：理论上说公务员应该是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公务员也是国家雇员，政府代表人民雇佣其从事社会公共管理。而现实的情况是，公务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自利本性会使公务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虽然不一定是什么铁律，但在现实中还是可以被大量事实证明的。就人的趋利避害本性而言，人如果没有外在的压力、制约，必然会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利益。公务员不是圣人，在现实条件下他们往往会倾向于追求最多的权利和最小的责任，要让他成为人民公仆就必须要有若干个前提条件：

　　第一，公务员有非常远大的理想和追求，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高度的自律，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不是没有，但是把公务员的勤政廉政寄托在公务员的自身道德修养上，事实证明是不可靠的。

　　第二，公务员的选拔任用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如果政务类的公务员的权力是经法定程序由人民直接授权的，那么就会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必须是也必然是人民意志的代言，他们不得不去履行对选民的义务。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很多基础条件和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幻想用一套民主制度来约束规范公务员，使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未免过于理想化。

　　第三，有一套科学完善的并且在实践中被真正操作的、对业务类公务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可通过这一套制度规范公务员的行为，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履行义务。

　　现在，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的严格评价考核体系，现在尚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不能寄希望于公务员都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也不能苛求一套高度完善的民主制度，面对这样的现实怎样才能够使公务员忠于职守，有比较高的责任意识？

　　现行体制就决定了采取像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的“压力型体制”，是有其重要效用的。这是因为对于现行体制的公务员来说，其个人的核心利益主要在于职务升迁，在现行体制中公务员权力显性来源在于他的上级，上级领导和决策部门是现实中公务员利益的直接决定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上级向下级施与必要的压力和制约，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如果上级非常认真追究下级的责任，奖勤罚懒，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规范和约束公务员的行为，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工作，勤政廉政。

　　记者：深圳新一届市委、市政府上任不久，就大张旗鼓地提出“治庸计划”，其中有什么背景？

　　黄卫平：为什么深圳要实施“治庸计划”？在深圳建立特区25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亲临深圳，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深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深圳特区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率先改革和发展，把特区定位为“特别能创新”的地区，这客观上要求深圳有一支“特别能改革”的公务员队伍，也就必然要求提升深圳改革开放的官方动力。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深圳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也是我国地方财政收入最高、公务员待遇最好的地区之一。深圳的公务员所享受的条件相对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公务员要优越，其所掌握的现实资源也比较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远大的抱负和外在的压力和制约，很容易养成不求进取、小富即安的心态，这对于去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深圳的重要任务是根本不适应的。

　　“治庸计划”的实质，就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来加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提升其创新精神，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以确保深圳在改革创新方面能够保证来自于官方的不竭动力。

　　记者：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提到官场“潜规则”，在此之前很少有地方领导对官场“潜规则”进行公开批评。您对“潜规则”怎么看？

　　黄卫平：李鸿忠同志坦承有少数公务员信奉“潜规则”，这是有重大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公务员会信奉潜规则？凡是潜规则在发挥作用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社会的“显规则”，各种党纪国法成为了挂在墙上、印在纸上的点缀和装饰，而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成为真正引导公务员行为的实际准则，这种情况下，官场的庸碌和腐败也就无法避免。

　　“治庸”就是要让“显规则”、各种党纪国法规章制度成为真正运行的规则，从根本上铲除潜规则通行的社会土壤。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建立科学清晰、奖罚分明的责任体系，切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制定一套规章制度，用制度来考核公务员的业绩，让业绩来决定公务员的升迁，激发公务员的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公务员责任意识，以此来保证和增强改革开放的官方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