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间组织彰显社会力量：不登记或登记难情况依然存在

　　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目前在贵州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贵州省独特的扶贫新模式。此外，各行业协会也开始承担了部分原来由政府负责的服务项目，是建构合谐社会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

　　贵州民间组织彰显社会力量：不登记或登记难情况依然存在

　　贵州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乔遵

　　贵州的贫穷滋养了该省民间组织的茁壮成长。１０月１２日，记者就贵州省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走访了贵州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乔遵。这位去年１０月份刚刚上任的副局长，此前长期在贫困山区工作，对农民生活状况及民间组织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扶贫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贵州省县级以上专职扶贫人员还不到１０００人，对扶贫项目的实施管理及服务都很欠缺。因此，贵州省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民间组织中发展很快，特色突出。

　　据介绍，册亨县者楼蔬菜协会是具有代表性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之一。

　　册亨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这里气候温暖，终年无霜雪，水资源充沛，非常适宜种植早熟蔬菜。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打通省内外销售市场，增加农民收入，２００３年９月成立了者楼蔬菜协会，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下，该协会的工作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看到会员们都得到了实惠，此前还在观望的群众纷纷要求成为会员。目前，协会会员已达１５１３人，带动农户３２５０户。２００４年者楼蔬菜协会总产值达４６５０万元，农民户均增收３０００元以上，最多的达万元以上。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对扶贫的作用是很大的，极好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比以前“公司＋农户”的模式好得多。“公司＋农户”毕竟是外省市的公司雇用贵州的农民，弊病很多。乔遵说，“目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这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他们对市场了解，对农民自身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

　　然而，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乔遵认为，中央政府目前对这一块的权力划分还比较模糊，把对这些专业协会进行培育发展的责任和权力交给了民政部，但除了登记管理，培育方面的事情民政部是做不到的。

　　很多政府部门领导都不知道要登记

　　目前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贵州省已发展到２０００余家，而到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１０％左右，还不到３００家。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要登记。

　　同时，农业、扶贫等政府部门也都在参与管理这些专业协会。“问题是，大部分政府部门的领导都不知道这样的组织是需要到民政部门登记的，更不要说农民了。这就需要我们一家一家去动员去宣传。”乔遵说。

　　近两年，民间组织管理局为了让更多的组织积极主动地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按照规定，专业协会启动资金应不少于３万元，管理局则降为３千元，“因为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跟发达地区相比，贵州的专业经济协会也没有发达地区的规模大，一个村就是一个协会，而一个村的人流量本身就不大。”乔遵认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而不能一刀切。

　　同时，管理局对专业经济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培训。“这些负责人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认识到登记和不登记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管理部门，他到我们这儿来登记后，就会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进入了经济运转，如果没有法人地位，却以一个组织的身份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一旦出现问题，打官司都不好打。”在这样的开导下，来管理局登记的协会渐渐多了起来。

　　近几年，国际民间组织也纷纷进入贵州开展环保、扶贫等方面的工作，但由于民间组织管理局没有权力去监管这些境外ＮＧＯ，对它们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方面现在还是一个空白。”乔遵说。

　　其他组织也存在登记难的问题

　　除了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其他各行业各领域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主动到民政部门登记的也不多。据乔遵介绍，截至２００４年年底，贵州省民间组织已达３８９０多家，但到民政部门登记的只有１０００多家。

　　至今仍未进行登记的民间组织负责人认为，他们已到工商部门进行了登记，还有教育、卫生方面的民间组织也到相关管理部门取得了许可证，并没有认识到到民政部门登记有什么好处。乔遵说：“这时我们就告诉他：你有资格，但没有法人地位，应该说是非法的。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是应该有法人地位的，有了法人地位才能公平地参与社会活动。”

　　整个法人体系分三大块：机关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是人事厅的编制办赋予的；企业的法人地位是工商赋予的；民间组织的法人地位则是民政部门赋予的。“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听明白了。”乔遵说，“教育、卫生部门是没有资格赋予民间组织法人代表资格的。一个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法人地位是怎么取得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当事人不清楚，很多领导也不知道。仅靠我们民政部门的几个人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只能就事论事地宣传做工作。”

　　乔遵认真地说，很多人都在呼吁在这方面立法。“其实，已颁布的各项条例说得都很清楚，但有些人在理解上产生了偏差，我们的宣传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她说。

　　为了鼓励民间组织主动办理登记手续，民间组织管理局除了降低门槛外，还制定实施了减税政策。今年元月，管理局跟税务部门联合发文，对于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减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这个政策出台后，民间组织前来登记的逐渐多了起来。

　　行业协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以往贵州民间组织多为官办，运营资金都是靠政府财政拨款。现在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逐步壮大起来，这跟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行业协会也已跟上了全国的步伐，比如建筑、环保等行业协会增多，会员自己就把协会撑起来了。

　　部分民间组织开始走向市场，乔遵清楚地记得，中国化工协会是办得很好的，２００３年该协会在召开年会时，居然能把德国总理施罗德请到中国来参会。“贵州化学工业协会也搞得很好，会员的会费能保证，各项服务和维权等也能跟上经济的发展。”

　　贵州化学工业协会原先是省化工厅下面的一家官办协会，后来化工厅取消后，协会根据贵州丰富的矿产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发展壮大起来。协会把国有矿产企业都扶植起来了。目前会员达到近２００家，完全跳出了原有官办的圈子。

　　此外，电力协会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发生转换，电力的生产与销售完全剥离，电力企事业单位各自独立，没有了统一的管理部门。这时就要靠电力协会出面来协调其间的关系。比如，贵州省政府在召集电力系统各单位开会时，直接把会议通知传达给协会就行了，协会负责召集和会议安排等诸多相关事项。

　　与此类似的还有贵州省银行业协会。贵州的所有银行，只有一个银监会在其中调控，实际上银监会调控的也只是银行业务，银行之间的联系靠的全是银行业协会。“去年‘三·八’妇女节，银行业协会把我和一些女行长们请去开座谈会。会上女行长们反映，她们彼此之间原来都不认识，大家都是在会上第一次见面。”乔遵说，是银行业协会把她们联系在了一起，“作用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