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国

　　1965年9月，我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外交部教育司让我随文化部一个代表团去西欧考察，这对一名还在学习的学生来说，机会实在难得。那时，我从未想过出国，同班同学中好像也没人出过国。系领导找我谈话，说除完成翻译工作外，在思想上更要经得起西方腐朽思想和东德修正主义思想的考验。于是我开始准备，包括选读一些马列著作和反修文章。

　　代表团团长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山东《大众日报》新华印刷厂厂长姜信之(解放后出

　　我们的代表团由九人组成，第一批六人先行经开罗飞巴黎。姜厂长和中国印刷所的一位专家有事留下来晚两天启程。我是团长译员，所以也暂留下来。不幸的是，第一批同志乘坐的飞机在飞开罗时发生事故，六位同志全部遇难。代表团遂取消第一站访问法国的日程。我们三人承担了九人的工作，改为经停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先访问瑞士。这样，我又多了一次经受“苏修”考验的机会。那时中苏关系极坏，我驻苏联大使馆门口有苏方什么人监视每一个进入使馆的人。在莫斯科的一天半时间，我处于亢奋状态：一方面警惕周围苏联人的动向，对个别年轻人的奇装异服，也在心里提醒自己别受影响；另一方面，又为来到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而高兴。

　　我在日记里写到：“啊，这就是伟大领袖列宁的故乡，是沐浴我成长的阳光，是我和我的‘同学少年’决不允许叛徒损坏的地方。”(这里的“同学少年”引自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在西德，我特别珍惜访问波茨坦的机会。1945年7月，中美英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在战胜日本后立即将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在英国，最使我激动的是拜谒马克思墓。我在那里伫立良久，偷偷咽下一腔泪水，我默念着墓碑上铭刻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深夜，在伦敦一家破旧小旅店(那时代表团钱少，住不起好饭店)的被窝里，我偷偷写了一首表达对马克思敬仰深情的诗，说马克思“永生在大众心间”。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回国后我把这首小诗寄给了《人民日报》。发表时，《人民日报》资深编辑孙乃亲自帮我加了注，他在诗后注明“作于伦敦旅次”。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会用“旅次”这个说法。孙乃还用工整的毛笔字给我这个他素不相识的学生写了信鼓励，增加了我对党报的敬意。若干年后，听说他在“反右”中受过委屈，但一直对党报事业充满热情。

　　我们那次访问日程紧凑，我在途中为团长作翻译；到了住地，送洗衣服、订饭、结账等事也干。

　　当时我国与西德没有外交关系。为了交朋友，在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赢得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块体育金牌的地方——多特蒙德，姜团长让我与西德企业界人士赛乒乓球。我在胶南读初中时，有乒乓、铁饼少年运动健将称号，所以轻松地战胜了对手——想来，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呢。(李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