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行为是与非需要法律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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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不管人们怎么看，他们都是个客观存在的群体。

　　3天前，近百名同性恋者，在深圳的海岸线上撑起六色彩虹旗，只为告诉世人，他们也是正常人。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活存在很多难题。

　　他们的婚姻、艾滋病、遭到同性的侵犯无法得到保护等等，都已成为不能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目前我国对于同性恋行为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禁止，也缺乏法律保护他们合理的正当权益。

　　一位多年从事此类问题研究的专家呼吁，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应该保护，法律应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法研字第7929号文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 1957年 同性恋构成流氓罪的旧规定 1984年 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举行民俗婚礼，其中一位是公职人员，因此事被开除公职 1989年 男同性恋者“结婚”事件 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案，公安部批复：法律无明文规定，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1991年 女同性恋者同居案件 新刑法删除了过去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 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被删除 1997年 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对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2001年 同性恋非病理化 10月23日，近百名同性恋者在深圳东西冲海岸撑起彩虹旗戴查摄

　　任笑一 刘晓燕 本网记者 冉多文

　　百名同性恋者深圳公开露面

　　10月23日，近百名同性恋者携手深圳东西冲海岸，举行名为“同一首歌”活动，他们徒步走过约六公里的海边，携手攀越礁石，并撑起象征自由、包容、多元的六色彩虹旗。

　　“活动是在网上召集的，六色彩虹旗也是我们自己买来布一条一条拼起来的。”活动组织者之一丁咚表示，参与者全部是来自广州和深圳的同性恋者，有男同性恋者，也有女同性恋者，他们均佩戴抗艾红丝带。在宽9米，长11米的巨大彩虹旗下，他们唱起了最喜欢的歌《朋友别哭》、《勇气》、《童话》……

　　丁咚表示，组织户外活动是想证明，同性恋者也是“有权利有能力享受快乐的，可以很自在很自信地活着”。

　　活动的另一组织者、34岁的大磊说：“我们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活动其实是很健康、阳光的，性取向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任何影响，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

　　然而，当记者近距离接触大磊时却发现，大磊们碰到的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生活无法正常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谈到将来的打算，大磊的语气沉重起来。“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说30岁以后该怎样，老了怎么办，想不想要小孩等等，所以我们的人生规划是很难做的。”

　　“在我们的话题中，养老是最沉重的回避不了的话题，所以很多人都是开心一天是一天。结婚问题也是，我接触的人中基本上一半说会结婚，一半说不结。”大磊说。

　　正如大磊所说，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青岛大学医学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在调查中也发现，结婚和养老问题是同性恋者无法回避的难题。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义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剌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在3000万同性恋者当中，至少八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有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

　　今年28岁的凡浩是一名同性恋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恋者李华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于双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对象结婚，两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应付家里的压力。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又是家里的独子，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能让妈妈伤心，所以我将来只能走结婚这条道路。”面对记者的提问，凡浩低着头，心情极为复杂，“其实我们是正常人，却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张北川对记者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或是畸形的，其稳固程度要大打折扣，离婚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异性配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一个潜在的危险随之而来，如果丈夫与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时，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段勇告诉记者：“一旦这个病毒扩散到众多家庭，那么在社会大众中间的影响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对记者说，“多性伴侣”也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相对稳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与普通人群一样，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曾经两次将《中国同性婚姻提案》交给她的政协委员朋友，期望能在两会上被代表们讨论。在提案中，李银河分析到：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李银河的这份提案，一些同性恋者却并不领情，甚至给出否定的意见：“我们目前并不急需法律来保护因同性婚姻而产生的相关权利和义务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公众的歧视与排斥。”

　　禁止还是允许法律规定模糊

　　张北川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他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罚款等)。

　　“只有在一个群体普遍被排斥时，才会出现如此多的相互间的伤害行为，而并非该人群普遍存在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段勇说，大中城市的同性恋者尚且如此，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同性恋者，则在贫困和屈辱中挣扎，处境更为悲惨。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至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应单独使用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两个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合二为一了。

　　张北川曾问过一个同性恋者，如果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怎么办？

　　他明确地回答说：“会把这个病传开来。大家都是艾滋病，那么就都平等了，就不会受到歧视了。”受歧视成为他想报复社会的主要原因。

　　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贾平指出，虽然我国的新刑法中取消了过去惩处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把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单中删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还保留了19条原有的规定，这意味着，虽然同性恋行为已经不太可能因触犯刑法而获罪。但是，警察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同性恋行为的干预可能。在同性恋行为、男性间交友和男性卖淫间，法律的规定上存在着模糊地带。

　　致力于同性恋权益保护的上海律师夏瑜也指出，中国互联网协会2004年颁布的《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中，界定淫秽信息的第六项有这样的表述：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以及具体描写与性变态有关的暴力、虐待、侮辱行为。“这里还是把同性恋列为一种变态的性行为”。

　　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方面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款，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为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人群，所以具有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成果的权利以及要求与他人共同发展的权利。

　　刑法缺乏制裁条款惩罚性侵犯者无据

　　除了承受来自圈外的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和歧视之外，圈内也潜伏着种种危险和阴暗。

　　一年前自杀的情景已成为小鹏痛苦的回忆。“我并不是受不了歧视想自杀，而是不堪忍受同性恋男友孙阳长期的恐吓殴打、虐待摧残才寻短见的。”小鹏称，孙阳还侮辱殴打另一名叫阿翔的同性恋者。

　　阿翔和孙阳是去年大年初在网上聊天时认识的，不久，孙阳打来电话，要求和他见面，阿翔愉快地答应了。

　　一见面，孙阳一米八五的个子、帅气的外貌和幽默的谈吐，使阿翔对他产生了好感。孙阳邀请他一同去郑州旅游，阿翔愉快地答应了。到了郑州，他们住在宾馆里，头两天阿翔感到快乐、新鲜。但两天后，孙阳却变成了一个虐待狂，将他的东西全部拿走，扣了他的所有证件，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对他进行侮辱殴打。

　　性格懦弱的阿翔不敢反抗、不敢求助，只能强颜欢笑，因为证件全在孙阳手里。孙阳还威胁他，如果他敢逃跑张扬出去，就杀了他的全家。没法，阿翔偷偷地给在天津的姐姐打了电话。得知弟弟被软禁，阿翔的姐姐和姐夫急忙赶到郑州救他。孙阳吓得赶快把证件还给了阿翔，还向他表示道歉。

　　阿翔回到深圳后，心里恐慌，躲避着孙阳。可过了不久，孙阳网上找他聊天，在孙阳的花言巧语下，他们又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孙阳再次原形毕露，而且变本加厉。与此同时，孙阳还看上了阿翔在广州的男友小鹏，逼着阿翔把小鹏骗到郑州，又用同样的手段虐待小鹏。随后，孙阳将小鹏带回深圳，住进了阿翔的家里。

　　从此，3个同性恋男人住在了一起，孙阳轮流折磨他俩。逼迫阿翔在家中化女妆，穿女式内衣跳舞，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在长期的折磨下，小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产生了寻死的欲望。他从阿翔家，找了一百多片各种药物，一口吞下，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当阿翔发现时，小鹏已昏死过去。随后他们将小鹏送到了当地医院抢救，小鹏脱险了。阿翔向警方报警。警方传讯了孙阳，他对上述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但警方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孙阳治安拘留15天。

　　贾平对记者说，我国现行刑法着重保护的是妇女、儿童的性权利，而对男性同性恋者对男性的性侵犯，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制裁，结果只能以治安处罚了事。

　　贾平说，男性受到性侵犯后，由于社会舆论、道德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不愿或者不能到公安机关报案，就算是报了案，公安机关也无法对侵权行为人立案侦查。在1979年的刑法中，对于男性性权利受到侵犯的案件，还可以以流氓罪的罪名来处罚，而在现行刑法中就没有相应的条文来加以制裁了。

　　（责任编辑：徐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