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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论文:电视娱乐,低俗时代的到来?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7日09:27 人民网

  电视的低俗化是伴随着大众娱乐的泛滥化衍生的。2005年的中国电视是一个被娱乐浪潮所淹没的舞台,娱乐形式在不断的更迭中变换着面孔,有一种一切都被娱乐化的趋势。我们打开电视,海量的娱乐节目在随时随刻地霸占着我们的视听。电视已远远抛弃了十年前的严肃与傲然,不惜以格调的下滑来拉动严酷的收视率,以所谓“大众娱乐”的姿态使电视媒体进入到一种“电视新文化”的状态中。

  2005年7月19日,来自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众多节目主持人济济一堂,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抵制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化倾向的座谈会。会上,众多的王牌主持人都表示了对时下电视娱乐节目的担忧,认为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普遍走入了一个“明星代替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盖过事实,低俗战胜高雅”的状况。

  一、电视娱乐:受众心理的宣泄与满足

  当今时代,娱乐文化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众消费的主要精神产品。电视娱乐时代的到来是一个各种因素多方作用的结果,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来自受众的支持,它浸润了受众心里最干涸的地带,使广大的观众在电视面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泄与满足。

  首先,和其他节目相比,大众参与的平民化、广泛性是娱乐节目的基本卖点。传播学告诉我们,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声音拓展了人的耳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直观体验;印刷书籍是对人类视觉的极大延伸;而电视机则是人体耳朵和眼睛的同时延伸。在延伸的过程中,由于技术的限制,观众在电视面前曾一度有着“鞭长莫及”的感觉,但现在随着短信以及网络的发展,观众直接参与节目的互动已经成为唾手可及的事情,普通大众已不满足于“看客”的角色,而希望成为节目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把在现实中的体验与感觉宣泄到遥远的电视节目中,在互动中来体验参与的快感。

  电视娱乐的参与与互动对于观众来说,所承载的责任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必背负沉重的“参与后果”,只要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就行。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娱乐节目本身有极大的延展性,它不必像新闻或者社教类节目一样,在客观与主观之间权衡,在真实与夸张之间比对,它在严谨性上没有其它电视节目的高要求。另一方面,观众之所以会对电视娱乐抱有如此高的热情,是因为地缘的距离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了保护的屏障,观众可以随性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展示弗洛伊德所剖析的原始的“本我”状态,不必担心随之而后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参与的热情高涨。

  其次,电视观众在观看或参与娱乐节目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这种满足既包括生理上也包括心理上。生理上的满足是因为娱乐节目可以放松观众的心情。百姓需要娱乐,生活需要娱乐,市场也需要娱乐。现在人们的生存压力太大,生活节奏也前所未有的紧张,看电视本来就是为了松弛,缓解压力,而娱乐节目正是这种松弛的最佳良剂。所以说,娱乐节目用对那些矫情的贵族意识的嘲笑、对虚伪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瓦解,为处在生存压力下的大众提供了一种“假释”。它兴高采烈地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提供给大众一个欢乐的平台,一个世俗化的万众同乐的世界。

  电视娱乐节目还使受众在心理上得到满足,使受众生活在一种“假现实”中,即使明明知道这种现状是虚幻的、非真实的,也愿意在刹那的的快乐中换取无尽的回味。透过“沉默的螺旋”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电视观众在强大的电视媒体的宣传攻势下,并不愿落后于周围的人群。相反,如果他们感觉到自己所掌握的咨询能够跟上潮流或者超越潮流,心理便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而这种满足一转身又以一种更具号召力的方式,促使电视观众跟在节目的身后。现在的电视宣传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节目能有娱乐节目的宣传强势,因此观众对电视娱乐表现出无上的关注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二、电视真的会让我们娱乐至死吗

  美国学者波兹曼《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威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

  波兹曼相信,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他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湎于狂欢泥潭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矛头很凌厉地指向了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媒体。他认为电视的声画并茂以及操作的简易性消逝了人类的童年,任何人都可以在娱乐中通透电视所传达的意思,一切都成了娱乐化的文化。

  可以说,波兹曼的这种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娱乐化的产物,它的繁荣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前半部分,社会需要资本积累,因此大众对于物质的要求远远大于精神。但当社会进入到后工业化的时代时,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矛盾,这就需要一个宣传商品并能够刺激物欲的平台,电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这个平台最理想的选择。它使人们变得不爱思考,或者说根本不用人们去思考,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的确,我们不否认电视娱乐确实有“遁世”的社会功能,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对于电视文化来说,没有哪一种节目能像娱乐节目一样,可以如此彻底地摈弃观众的各种差异,在不同阶层的观众面前实现如此平等的共通;也没有哪一种节目可以为范围广大的观众提供轻松忘我的休憩环境,让观众在钝涩的社会节奏下迸发会心的微笑。

  抛除这些浅显的作用不论,电视的娱乐化还体现在它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上。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美国媒体娱乐产业增长率高达6.5%,而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6%。同样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娱乐节目所提供的内容和精神,可以为品牌不断地进行诠释,从而丰富品牌的内涵。而且电视观众和广告商有着一个很密合的共同点,那就是超越阶级、民族、性别、年龄,根植于本能欲望的消费与娱乐。

  华娱电视台台长周石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理直气壮提倡娱乐,组装娱乐,同时我们也理直气壮享受娱乐,这是我们的一个权利,也是我们的需要。因为实际上每一个哲学家,包括恩格斯,所谓的发展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其他的人,也就是和我们讲的人本社会,我知道是不矛盾的。”

  三、娱乐不等于低俗

  谈起娱乐节目的低俗化,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港台那几个榜上有名的娱乐节目,在很多网民和观众的调查中,都对中国电视台存在的刻意包装、煽情、做作的娱乐节目表示反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个彻底地反思。其实现在电视节目的低俗化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年轻一代造成了影响,当我们面对满大街的“好喜欢耶”、“蛮可爱哦”的语调时,低俗化的现象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现在的电视娱乐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着颠覆性的影响,在今天已经达到了“娱乐霸权”的境界。但是娱乐神话背后的文化霸权并不以一种直接的霸权手段出现,它带上了消费时代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色彩,建立在大众需要的社会基础之上,并把这种需要欲望化、风格化,以一种“外柔内刚”的形象悄然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但这不等同于我们的娱乐节目就已经低俗化了。娱乐很容易和低俗沾边,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娱乐本身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庸俗”的东西,但这跟“低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虽然二者都难以免“俗”,但它们的性质却是根本不同。前者侧重于平庸、无所为,但后者却和“低劣”挂靠在一起。娱乐节目低俗的责任不在“娱乐”,而在“节目”,说白了,很多其它的节目也可以低俗,而很多娱乐节目也可以做的高雅精致。也许我们现在的娱乐节目是世俗了点,但我们不能就此就对它们进行彻头彻尾的批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说:“中国社会还缺少世俗化的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被有些人斥之为庸俗的东西,历史证明,总有一些时期一些流行的、一些实际上被证明是精品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都被视为下流的、不安全的、庸俗的。事实上,包括像李谷一当年唱的三峡的传说,现在听起来太正经了!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

  另外,人性的复杂照应了电视节目的复杂性。我们说港台的一些娱乐节目低俗,但它的这种低俗却是情有可原的。说白了,它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这与它的岛屿文化的狭隘性和殖民文化缺少责任感的特征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欣赏它的这种低俗,但也无法否认它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去借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电视的娱乐化并非只是娱乐节目的专利,央视十套的《探索·发现》不也正在大力提倡纪录片的娱乐化吗?能够让观众在娱乐的体验中获得知识,也算是“寓教于乐”的典范了。

  周石星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俗娱乐时代”的概念,他大力提倡节目在一种轻松娱乐的氛围中进行,“在娱乐中生活,在生活中娱乐。我们要以这种非常好的产品去娱乐我们的观众,让他们在生活中得到充分的或者有品质的娱乐。我讲的有品质娱乐并不是如何高雅的娱乐,而是真正对他们有身心有帮助的娱乐……这是我们华娱的一个定位,一个追求。所以您前面讲的华娱的娱乐风格跟其他的娱乐风格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娱乐可能是更贴近观众的这么一种娱乐,更贴近生活,更贴近观众,更贴近世俗,我认为这种娱乐是更有价值的娱乐。”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真正的社会教育者不在学校和社会,而在传媒那里。尤其是电视这种基本上打破了“知沟理论”的媒体,更对广大的观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电视娱乐不等于低俗,也不能低俗,电视娱乐的发展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娱乐,更在娱乐中带来了知识,我们何乐不为呢?

  其实就电视行业本身而言,电视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某些专家们所批评的节目“庸俗化”,事实上,美国的传统电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这主要并不是娱乐化惹得祸,而是新媒体的挑战。我们知道,娱乐或者说通俗本身就是电视的招牌,但如果电视连庸俗或通俗都输给互联网,传统电视的困境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媒介批评》:蒋原伦、张柠编,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解密凤凰》:师永刚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批评家茶座》:钱永诚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论娱乐的社会和心理功能》:载于《现代广告》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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