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送一代文学伟人

　　巴老西去，作为受过其教诲却永无长进的晚辈，我思绪万端不知如何表达。感谢媒体上许多文章道出了我的心声。

　　“文学的巨匠，作家的楷模，人民的良心”。“文艺报”这三句话正是巴老在我心中的定位。李国文兄说巴老作品贯穿着“悲悯感情，觉醒心声，自省意识，纯净精神”。也是我心中最深的感受。有不少外国朋友，对他的“自省意识，纯净精神”和我一样的钦佩和

　　1980年巴老率团访问日本，我任秘书。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见了巴老和全团，以示格外地尊重。巴老没有这种场合常见客套话，只以真挚热诚，敦厚祥和的口吻，回顾了几千年来两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也为近百年间帝国主义分子给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表达了正视历史、开创未来的期望。在座的人频频点头，连连称是。第二天报纸一发表，在日本全国引起了共鸣。

　　“朝日新闻”请巴老到该社去演讲，并现场广播。巴老认真作了准备。讲稿写好后请日方翻译小八木译成日文，要她明天照稿子读。小八木是在中国长大的姑娘，这对她不难。谁知她译完后却表示不肯明天到台上念。我问为什么？她说：“巴老谈中日两国历史悠久的友谊和帝国主义者给两国人民造成灾难；谈作家对人民对和平的责任，说的都是心里话，重要的话，我怕读得不好，对不起大家。”女作家丰田正子听后自告奋勇由她来念，她怕小八木的字认不清，晚上把稿拿去重抄一份。第二天早上我见丰田的两眼又红又肿，一脸疲惫。我问：“您是不是昨天睡得太晚了？”她说：“我一边抄一边哭。哪里还能睡？这样真诚热情而又自律的文章真少见。”

　　开会时，巴老讲完，丰田女士上台朗读译文。随着她的声音，台下越来越多的人拿手帕擦起眼泪来。巴老演讲是由电视台直播的。散会后马上又有人打电话来，请求电视台将巴老的演讲和丰田女士的朗读明天在电台上重播一遍。后来我们到奈良，奈良市长就诚恳地说：“我从电视中听了巴金先生的讲话深为感动。中国是母亲，日本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尽管儿子有时会超过母亲，但儿子终究是儿子。”

　　过了两年，日本作家水上勉、黑井千次、进出孙六等到中国来，我陪他们。我问水上勉最想看什么地方？他说：“别处都由你决定，但巴金先生的成都故居我一定要看。”他说他是佛教徒，信仰禅宗。他又是作家，崇敬人格。所以来中国有两个地方必须去，一是六祖慧能接受衣钵的黄梅（他已去过，并从黄梅带回一粒菩提子种在了自己窗前）。二就是要到巴金先生的故里。巴金先生说的“从前辈作家手中接下来的火炬，有责任把它再传给后人”这一原则，也是他要遵守的。看完成都故居，我们又到了上海。听说巴金先生要请他们到家中相会，水上勉换衣服，准备“礼品”。我们说：“您是老朋友了，不必太客气呀。”他说：“我怎么敢当巴金先生的朋友，他是我心中永远仰慕的老师。”

　　巴老是我诚心仰望但永远也追不上去的人格坐标，2004年我又一次到了巴黎。从前到巴黎总是先去凯旋门，然后从那里沿着香榭里榭大街走向罗浮宫，这次去我头一个寻找的则是先贤祠内的卢梭铜像了。因为1979年巴老来巴黎时，他曾在这座铜象前低声自语：“我想起五十二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中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我想在两位贤者共同站立过的坟对自己的灵魂再作一番洗理。

　　国际上对巴老的看法各有己见，法国总统亲自把该国最高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捧到上海授予巴老；意大利大使也曾代表政府把该国的最高文化奖项授予巴金。但文化传统与背景不同当然也有不同观点与评价，这本不为奇。奇的是总有些中国人反复打听巴老为什么得不到这个奖那个奖。似乎一个中国作家价值只能由某个外国团体来评定。因此我想引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几句作为结尾。

　　大江健三郎说：“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宏大的三部曲……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这个典范来回顾自己。”

　　东方文化的价值观有其自己的标准。大江先生的话算得是一个例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28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