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樱桃》4000万票房背后的“秘诀”

　　1995年叶大鹰执导影片《红樱桃》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业多少有些落寞和黯淡，特别是电影的票房。但到了1995年，对中国电影来说似乎充满了好莱坞戏剧化的色彩。就在人们似乎对国产电影愈加失望之际，它却突然迸发了夺目的光芒，《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影片创造的票房甚至超过了几部“进口大片”，尤其以《红樱桃》为最，以其高成本高回报的营

　　《红樱桃》在1995年创造了国产电影四千万元的票房纪录。

　　背景：革命后代与“红色情结”

　　围绕《红樱桃》的出世，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它所出现的时间以及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红樱桃》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它并不直指战争，也并非如影片《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直接触及本土的遭遇与反击，而是将故事的情境转移到了俄罗斯，而它讲述的又并非是一个“异国”的战争故事，而是中国的“烈士后代、革命前辈的故事”。

　　影片在当年宣传的时候就曾提到“朱德女儿朱敏，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4岁进入前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为影片中‘楚楚’的原型”。编导人员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曾和朱敏沟通过，并解释剧本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为虚构部分，朱敏表示同意。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影片的导演叶大鹰，当年在宣传《红樱桃》这部影片时不少媒体都提到该片导演叶大鹰是叶挺将军的孙子，他的父亲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身份的证明无疑为影片赋予了正统与主流的“质量验证”。对于是否因为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具有“红色情结”，叶大鹰则认为“这是媒体的说法，自己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也许是一种巧合，用这个时代的感情去体会过去的人物和事情，会感觉特别有魅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也欣赏，但我希望拍的是另一种电影，它和人物有关，与今天的观众贴近。”

　　包装：商业电影的成功个案

　　1988年叶大鹰根据王朔小说《橡皮人》改编成影片《大喘气》，那时他刚从电影学院进修班毕业两年，按照“实验电影”的路子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和所要发泄的情绪，记者采访他时他曾提到“当年比较愿意走极端，包含了相当程度上的玩闹情绪，是由青年渐入中年的一种宣泄。到了1995年我拍《红樱桃》的时候就走向成熟了，拍片子更加规范化也更加商业化，要兼顾各方面投资者的利益，还要理解受众群。”

　　“成熟”的《红樱桃》在某种意义上说，参透了商业电影的构造和秘诀，使得类似“原则”恰到好处地“落实”到这样一部主流影片当中。电影学者戴锦华曾分析“影片将故事场景移到异国，于是成功回避了本土情境中‘常识’的混乱，它选取了一个全球公认的恶魔———纳粹来充当故事的‘反一号’，纳粹形象的出现，有效地吸收了影片中暴力、色情呈现的不轨与非道德；相反成了一份充满正义感、乃至‘终极关怀’的崇高。”正因为影片外景地为俄罗斯，为影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所以在有意无意间吸引了它的特殊观众群：中年知识分子群。因为他们有着对前苏联及革命历史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

　　叶大鹰在谈到对影片的“包装”时表示“作品当然需要包装，这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也是对投资人的保证。

　　但在创作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商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被忘却了，影片上映时这个元素又会再度显现，所以商业和艺术的矛盾是电影共同面对的问题，总强调两者的对立，就是回避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形式是，与电影《红樱桃》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血色童心》，导演同为叶大鹰，梅婷和陆毅的青春面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红樱桃》与《血色童心》的”电影“”电视剧“套拍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后续：《红色恋人》票房遭遇“滑铁卢”

　　1998年，惟一一部分享了黄金暑期档的国产影片是耗资3000万元的《红色恋人》，同样由叶大鹰执导，拥有张国荣加盟的明星阵容，宣传攻势也异常凶猛。在强有力的推销下，仅一个月北京的票房就高达500万元，并最终达到600万元，这已是《红色恋人》全国总票房的四分之一，在其他省市该片却是悻悻而归，最终未能达到营销策划预期的票房。

　　或许依然是一种“红色情结”的吸引，叶大鹰和出品方选择了上世纪30年代上海“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叶大鹰曾对此的解释是“今天的观众爱看这样的作品，可歌可泣的历史每个人都了解。好莱坞的编剧不负责创意，只是从编剧技巧上给予一定的帮助，我们的电影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认同的创作规律。”当时投资方邀请张国荣出演革命者“靳”，是吸引观众进影院的一个重要“卖点”。不少影迷认为这是张国荣的一次“意外”，如果没有张国荣的表演，那么《红色恋人》就什么都没有了。

　　采写/整理：本报记者 张悦

　　■电影笔记

　　一座影院与一部影片的命运

　　1995年是注定要进入中国电影史的。

　　这一年里，为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电影界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甚至连电影是死是活的问题也都被摆上了桌面。与此同时，为挽救中国电影市场持续下滑的颓势，中影公司以分账发行的方法引进了《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狮子王》和《红番区》等十部“大片”，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是“饮鸩止渴”还是“与狼共舞”，成为各路媒体忧心忡忡的话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电影界还创作了《七七事变》、《敌后武工队》、《南京大屠杀》和《红樱桃》等一批抗击法西斯侵略题材的故事影片。其中，《七七事变》选题重大、制作严谨，名列广电部公布的1995年首批重点影片之首；《南京大屠杀》明星助阵、宣传有方，颇具票房潜力；只有《红樱桃》默默无闻。

　　北京市地质礼堂出现了。在此之前，在武夷山举行的19个城市电影公司购片会上，《红樱桃》面临尴尬，竟连一个拷贝也没有订出去。主要原因是影片中有多达70%的俄语对白。1995年9月12日，北京市电影公司召开独家放映《红樱桃》的竞价活动，地质礼堂以超过报价37万元即5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夺得独家首映权。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运作，地质礼堂上映《红樱桃》13天，前后共映130场，观众41785人次，票房收入接近89万元，不仅超出竞标价36.8万元，而且超过了十部“大片”的影院单片票房纪录。

　　得益于地质礼堂的带动，《红樱桃》在北京电影市场上大获全胜，名列票房前十名影片排行榜中的第二名；在上海，《红樱桃》更借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势头，票房高达780万元，直逼成龙主演的《红番区》，为1995年上海市场国产单片票房之最；在广州，《红樱桃》的票房也达到237万元人民币，超过1995年至1997年间所有在广州放映的美国大片。《红樱桃》创造了票房奇迹，成为1995年国产电影市场上的最大亮点。

　　地质礼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四羊肉胡同30号，其前身为地矿部“李四光讲习堂”，1989年1月1日才作为国家部委内部礼堂向社会开放。开放后的地质礼堂成为北京电影放映业不可多得的重镇。一部影片改变了一座影院的命运，这样的结局是1995年的中国电影最希望遭遇的“神话”。颇有意味的是，“神话”真的就这样产生了：第一，电影没有死亡；第二，“大片”并没有窒息国产影片的生存空间；第三，有个性、有追求的电影总会有观众。

　　□李道新

　　■人物

　　惊鸿一现郭柯宇

　　郭柯宇在《红樱桃》中扮演楚楚在当时经受了很大压力。

　　1996年，年仅17岁在《红樱桃》中出演女主角“楚楚”的郭柯宇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她也是中国电影“百花奖”至今为止最年轻的得奖者。郭柯宇感叹：“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会变成这样，不知道什么叫成名。”

　　但当这一切都淡去后，郭柯宇最想做的还是专心完成她的专业，“初中毕业时我选择了幼师专业，因为我从14岁开始就已经有表演经历，选择幼师专业也是因为能学唱歌、跳舞，我拍《红樱桃》的时候基本上保证不落课，拍完后我继续把专业修完了。”

　　《红樱桃》后销声匿迹的日子，郭柯宇淡淡地以“简单生活”来概括，其间也有一些剧本递到她手中，郭柯宇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偶尔演出，“那几年在与自己做心理斗争，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演《红樱桃》时我太年轻，对未来还是茫然一片，并没有想让自己趁着这部电影在表演上做到怎样一个程度。”

　　由于在《红樱桃》中有裸露和文身的镜头，当年的一些争议曾令年轻的郭柯宇顶着很大的压力，她表示，“当时真年轻啊，其实很多人也是善意的，其实一些片面的说法不能概括事情全貌。现在看十年前的这部电影，所谓的争议又有什么啊，我纯粹是为艺术需要，真是很正常。”

　　整理：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