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外来媳细说生活在上海

　　本市近十万名外来媳已成为“新上海人”的一部分，但她们多数生活在“弱弱结合”家庭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本报日前报道了市妇联有关外来媳生存状况最新调查结果，不少人颇有共鸣。以下是三名外来媳在上海妇女学会组织下，细说了各自在上海的生活状况。

　　再苦，家庭也要维持

　　王小玉(34岁，初中文化，来自江苏南通)

　　我初中没毕业就来到上海，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开始，我们夫妻俩生活状况很好，可我生了儿子后不久，丈夫下岗了，生活开始不稳定，甚至陷入困顿。

　　过去在乡下，没钱也能过，自己在田里种点菜吃吃就行了。可是在上海，一开门就要钱，一天再省也要十几元钱，如果哪天家里开销超过20元，那我第二天就不买菜，买瓶酱油拌光面吃，填饱肚子就行了。

　　俗话说，“贫贱夫妻万事哀”。现在除了吵架，我们夫妻俩已经没什么话好说了。但我想想丈夫人其实不坏，主要是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日子再苦，家庭也要维持下去，哪怕只是为了孩子。

　　上海，让我感受激情

　　朱志芳(34岁，高中文化，来自江苏镇江)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自己选择的，对方是个大学生，尽管家人坚决反对，我还是嫁给了他。但最后，我的婚姻不幸被家人言中，还是失败了。后来，由家人做主，我嫁到上海，婆婆把我介绍到一个台湾人开的奶茶店上班。

　　虽然上海没有我想象的好，但它还是让我开了眼界，让我感到一种参与竞争的激情。业余时间我考出了一些证书，学会了打字，还抓紧时间看书充电，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多赚一些钱。因为我有个可爱的孩子，我非常希望他能接受好的教育。除了交给婆婆的伙食费，剩下的钱我都存起来，为孩子准备着。

　　同行，夫妻一起成长

　　陈江红(32岁，大专文化，来自内蒙古)

　　我先生是支边知青，中学时到内蒙古，我和他是中学同学。后来，他到上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我也跟着过来了。那时候，我和他还没结婚，又要忙自己的学业，也没有任何熟人和亲戚，我觉得特别孤独无助。后来去学计算机，认识一位离休老干部，他介绍我到一家小公司做计算机维护。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乡受到别人的关怀和照顾，我非常感激这位老人，也深深感到，凡事要靠自己努力和争取。由于我和先生有共同爱好——计算机，所以相互之间比较容易沟通，还互相督促，不断充实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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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不少外来媳家庭的普遍特征是“弱弱结合”。一是收入水平偏低，41.6%的家庭月均收入在900元以下。二是住房条件较差，外来媳家庭购买商品房、二手房的仅占15.7%。而且就业率只有34.6%。但是，87.2%的外来媳对自己的婚姻状况表示满意。

　　专家点评：(徐安琪，上海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

　　外来媳到上海，有一个融入的过程。一方面是文化的融入，包括语言、生活习惯的适应等；另一方面是家庭的融入。由于外来媳嫁的多是一些经济能力较低的上海男性，因此产生的压力也相对较大。

　　面对压力，是把它当成动力，作为一个新起点；还是怨天尤人、悲观消沉？这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如果夫妻双方能从正面认识这些压力，充分挖掘自身和家庭内外的资源，对缓解压力将大有裨益。社会也要在就业、经济、住房等方面对特别困难的外来媳家庭予以一定扶助。

　　本报记者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