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稿拟通过考察严复的早期论文和《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等译著，以及《政治讲义》、《老子》评点、《庄子》评点等著作，来解读自由观在严复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并分析严复关于“自由与个人的公共精神”的把握方式。
严复早年在《论世变之亟》就指出中国“防争”传统“尤为深且远”，偏于“平争”导致“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严复精辟地揭示了西洋文明之“命脉”为“
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当然他认为这两者恰与中国古代文明相通，遗憾的是“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其根本原因“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他在《原强》介绍西洋社会上下同心，井然有序，“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问；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时，特指出其缘由在于“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由此也可窥见严复思想中“自由”与学术、刑政、民之素质等问题的关系。除了早期论文以外，他的自由观从伦理的角度主要阐述于《群己权界论》，从政治学的角度主要阐述于《政治讲义》。但细观严复的一系列著述，可发现其自由观贯穿始终，并与各方面的思想形成有机的联系。他对传统的自由观作了理论上的转换，他所阐明的自由与道义密不可分。这种自由，正是形成每个公民自发的理性的公共精神所需的前提。
（作者单位：日本新瀉国际情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