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捐巨款可免死”的恶劣印象

　　死期已过人还活着，亿万富翁死刑紧急暂缓，传捐495亿元买命———这几天，媒体、公众、网络都在对这样一条消息议论纷纷。当年曾轰动一时的亿万富翁袁宝瞡雇凶杀人案又起波澜，10月14日上午，袁宝瞡本应被执行死刑，但传闻因其向国家捐出495亿元，紧急暂缓执行死刑。10月25日，《北方晨报》的公开报道，证实了种种传言，死刑确实被紧急暂缓执行，袁确实捐了495亿元。

　　报道还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袁宝瞡如今精神状态很好，多次微笑着对孩子说：“宝宝乖，等爸爸，爸爸一定会回去的”。捐了495亿元后死刑被紧急暂缓执行，还表示“一定会回去”，这一切很难不给公众留下“捐巨款可免死”的联想空间。

　　媒体分析，根据法律规定和袁的现实情况，袁的死刑被紧急暂缓执行，最可能的是“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有什么“重大立功表现”呢？司法机关接受媒体采访时三缄其口，家属又讳莫如深。根据有限的公开信息，公众自然地朝着“捐巨款可免死”的方向联想。于是，一时骂声四起。

　　确实，如果“紧急暂缓执行死刑”真的源于“捐出495亿巨款”，进而由“死缓”到“免死”，这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癌症———任何一条法律，无论他宣称自己多么进步多么文明，只要它沾上了“钱可买命”的脏水，给公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法治权威就将大打折扣，法律将很难再会被他的人民所信仰。如果“捐钱可以赎罪”，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法治承诺将在“破窗效应”中成为泡影，法将成为有钱人的法。

　　确实，法律规定“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紧急暂缓执行死刑”，但从立法意图来看，“重大立功表现”主要是指客观上与案件相关的立功，或主观上“舍己为人”的重大表现（如抗洪抢险中救人或阻止了一次集体越狱等），执行死刑表达着法律的最高惩罚，是不能随意“自由衡量”的。执行死刑前突然捐出巨款，这显然无关“重大立功表现”，如果这可以解释为“重大立功表现”，那么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任意地玩弄法律。

　　495亿元捐款确实可以造福很多人，但正如哈耶克所言，法律作为一套正当行为规则，永远只关注行为是否符合规则，而不看结果———巨款有益社会只是结果，法律只能坚守杀人偿命这一规则。国家可以接收罪犯的捐款，也可以表彰其精神，但惩处归惩处，捐款归捐款，不可混为一谈。不然就体现不了司法公正。如果捐巨款真的可以免死，则伤害了法律，也伤害了慈善，还伤害了社会的法治信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于情于理于法，“捐巨款”都是不能成为“紧急暂缓执行死刑”理由的。那到底为什么而“紧急暂缓执行”呢？做出决策的司法部门面对公众猜测始终不公开原因，只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做出的，具体原因不便透漏”，根据哪个法律，为何不便透漏，这些都应该是公共信息，有什么好隐藏的？

　　如此消息不公开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加剧公众的猜测，加剧公众对“捐巨款可免死”的恶劣法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