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暴力抗法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

　　湖南汉寿县民政局局长罗某（女）到该县龙阳镇一村民家中，就一名死者的火化事宜做协调说服工作，不料遭到当地部分村民的围攻，甚至有围攻者将罗某的上衣撕烂、内衣扯掉，使其遭受了莫大的侮辱。（10月28日《潇湘晨报》）

　　发生在汉寿的这起暴力抗法案件，究竟是怎么引起的，执法过程中是不是有些不妥的言行，报道中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笔者无从得知。但是，即便是有些不妥的言行，以常

　　一是农民对政府和法律的信用度已明显下降。随着农村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明显减少，政府对农民的传统控制方式也不复存在，农民与政府的联系越来越松散，这本来也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因经济方式的改变已大大降低，而农民对法律的信任，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法制不健全，法律的权威没有真正又没有形成，农民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成本太高，难度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臣民文化不忽存在，公民文化又没有形成，“暴民”文化也就自发地生长，甚至形成一定的势力。

　　二是政府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同时，忽视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培养。也正是由于公民文化没有完全形成，在发生冲突或纠纷时，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缺乏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妥协和协商精神。例如，当发生劳资纠纷时，许多农民工不是求助于法律或劳动仲裁，而是通过暴力胁迫，甚至绑架等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政府在这个时候，往往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或者出于息事宁人的心理，往往只是注意了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农民这种解决问题方式中的非法因素。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农民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做法。

　　应该说，农民采取过激的方式，有着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虽然有时候问题出现在农民身上，往往根子却是要从政府自身来找。如果我们不高度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时代因素和文化因素，并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加以化解，而只是一味的打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其结果必然是 “野火烧不尽”。如何在农村培养公民意识，如何尽快建立公民文化，恐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应有之义。

　　发生在汉寿的个案，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和文化烙印，究竟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稿源：红网)

　　(作者：刘之何)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