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大夫案头到互联网上的红学

　　一部《石头记》，多少解梦人。自这部巨著问世，各种研究从未停歇。远的不说，最近一段时间，市面上与《红楼梦》沾边的书籍都在热卖中：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推出，《红楼梦魇》重印，刘心武有《红楼望月》，周汝昌出《红楼十二层》、《定是红楼梦里人》……你未唱罢，我就登场，好不热闹。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则有点特别——研究的是研

　　一纷纷“解梦”为哪般？

　　记者：都知道《红楼梦》写得好，但它怎么就那么好，这么多年来值得那么多人研究呢？

　　陈维昭：简单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红楼梦》是个里程碑。鲁迅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一判断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仅从思想方面来说：无论对于哪一个时期，《红楼梦》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它对现代思想与生活的切入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探究的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它的意义是永恒的。

　　记者：有人说得跟你有点不一样。他们说是《红楼梦》里“谜”特别多，所以研究者琢磨这么些年。

　　陈维昭：你说得对，《红楼梦》里的确有很多“谜”有待于考证。

　　譬如，这部小说只由曹雪芹写定八十回，虽有由高鹗写定的后四十回，但两者的思想与艺术判若霄壤，可以说，它们其实属于两部小说，一部探讨人的终极关怀，另一部则探讨人的道德问题。这样看来，曹雪芹的《红楼梦》依然是未完成之作。这对读者的阅读经验来说是一种折磨，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冲动：如果让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全部故事，那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将会是怎样的？

　　再如，自从1912年有正本《石头记》出版以来，尤其是1927年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发现以来，《石头记》抄本的评点者脂砚斋、畸笏叟等的批语就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原因是他们的批语提示或暗示了这部小说与清代历史的事实性质上的关联，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抄本和批语是了解《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的重要文献。但是，这些抄本的出现如此突然，批者的身份如此神秘，它们为人们了解《红楼梦》的作者与小说本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同时却设置了更为庞大的障碍。——一句话，《红楼梦》除了存在着一个等待阐释的意义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等待考证的世界。

　　记者：这是不是“红学”诞生的内在原因？

　　陈维昭：对。《红楼梦》不仅在意义上期待着阐释，而且在作者、版本和相关文献上向考证者提出严峻挑战。这样，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红学”就诞生了。《红楼梦》的双重身份——“待释”与“待考”召唤着两类研究的出现：意义阐释与事实还原。这样，红学也就相应地具有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宗旨、命题、论证方式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意义阐释研究是开放式的、生成性的，而事实还原研究则是回溯式的、对应式的；前者是人文研究，后者则是科学研究。

　　二从士大夫案头到互联网上

　　记者：能不能简单说说“红学”的研究史？

　　陈维昭：红学的诞生起码可以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是最早的红学。《红楼梦》一开始在曹雪芹的亲友之间传阅，传阅者把读后的感想写成诗歌流传了下来，这是一种“诗评”形式的红学。

　　至清光绪年间，始有“红学”一词。徐珂《清稗类钞》说：“《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可以说，至光绪朝，关于《红楼梦》的研讨，已成“显学”。此后，不管人们用什么方法与思想阅读《红楼梦》，红学的显学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王国维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此后，这一意义阐释的维度一直延伸至今。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激励着胡适新红学的诞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防文学思潮，又让人们对民族文学中的《红楼梦》投去赞赏的目光。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至今，《红楼梦》的话题已成为网络上诸多BBS的重要话题，很多省市成立了红学会，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专门的刊物《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等，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红学网站。至此，红学的显学地位如日中天。

　　三用什么方法来梳理红学史？

　　记者：研究红学的人这么多，流派纷呈，你做通史使用的什么方法来进行梳理的呢？

　　陈维昭：我的叙述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描述各种红学批评和研究旨趣的发展历程，这种描述力求详细，力求能够呈现其基本面貌；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本书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上透视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在传统的学术渊源与中西方学术思潮这一坐标系上捕捉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的历史位置和学术价值。

　　具体地说，我试图不仅从思潮的角度考察红学现象，而且着重捕捉和描述各种红学思潮的源头与流变，捕捉各种红学现象的学理形态及其“学统”。作为学术史，它不仅要展示每一阶段的研究状况，而且对于每一研究状况的形成、规模和最终水平作出评判。

　　记者：要是再具体点呢？

　　陈维昭：不停留在研究现象的描述上，也不纠缠于论争各方的唇枪舌剑之上，而是关注红学史上每一种解释的文化依据，关注各位研究者的知识构成、个人历史、时代命题，以及文化的规定。

　　譬如，对胡适的“新红学”的梳理。胡适的“新红学”对1921年之后的红学产生深远影响，70年代，余英时称之为“典范”。然而，胡适范式（“新红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学界一直没能对此作出学理上的澄清。因此，除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之外，人们再也不愿意或没办法指出：究竟还有谁可以归入“新红学派”。当我们追溯胡适红学的学术渊源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胡适红学一方面切入现代学术精神——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他所演述的研究对象和学术理念却基本上来自传统。他使用“科学方法”、“实验方法”、“自然主义”、“自传说”等现代学术话语，演述的则是传统注经学的实录信念。胡适范式（“新红学”）的本质就是“实证与实录合一”。实证，显示了“新红学”合理的一面，实录则表明了“新红学”的传统的、反科学的一面。如果忽略“新红学”这两个方面，而笼统地反对或赞同“新红学”，那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往的红学史论著在视野上都有着重大的局限，潘重规的《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等学术史总结文章的视野只是关注关于《红楼梦》的文物研究。一些红学史专著如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和韩进廉的《红学史稿》等基本上把海外的红学和《红楼梦》的文献考证历史排除在史述的框架之外。我这部书作为一部“通史”，从“纵”的方面看，我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我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我对1949年以后大陆红学与海外红学的分流，以及1978年以后大陆红学与海外红学的合流、回应的整体景观作了全方位的描述与评析。我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古今流变及其地域性的、文化上的差异，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外部联系与内部构成的方方面面。

　　陈维昭小传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91年开始致力于红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