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去

　　这个世界对马克思有太多的曲解了。

　　这也说明马克思在当代仍是一个不可回避、无法绕过的名字。不光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当然，研究者众，并不就说明研究的质量高，在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中，对马克思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曲解。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大众的理解，往往把马克思当成一个僵化的体系或者生硬的教条，某种程度上面目可憎，很难亲近。

　　在这样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状下，所有的喧嚣和混乱，似乎都要由“马克思”这个名号来承担，至少是精神和名誉上的承担，这似乎是非常不公平的。已经故去的划时代的理论巨人和思想者，只能缄默地对待这些指责和偏见，能够有一些回应的只能是几本他们原著的书籍或文章。这些原著还需要等待真诚的研究者和大众去发掘和理解，还需要他们付出艰苦的努力和足够的耐心。为了这样一个不可忽略的学术高峰和思想宝库，回到马克思的原著去吧，回到思想的原点吧，不要再到自封为马克思的代言人那里去忍受无边的烦扰吧。

　　陈力丹先生，就是一位真诚的研究者，他的代表作《精神交往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就是一种回归的产物，回归中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并不为时令的空气所迷惑。

　　这次，我想谈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一书。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的评介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是一本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同时也是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宣传思想、党报理论、新闻政策等的系统研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作为发展着的体系，他们是发展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总之，这本书的研究实际上囊括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新闻、传播、宣传思想及其新闻政策。

　　从研究方法上看，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时俱进的体系来研究，重点研究时代背景、生活经历、个人特点如何影响和决定了其新闻和宣传思想的特征，“对以往研究中注重字面意思，忽略具体背景而形成的某些评价，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再评价”，用比较的视角开阔传统的就事论事的研究思路。

　　从学术品质上看，该书自觉地对政治套话保持警惕，超越了对革命导师的文件解读的水平，思维上、语言上都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常常在“看似平常处得出不寻常”的见解，常常在貌似真理中指出荒谬来，发人深省。这也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的真诚，和不入俗流，独持己见的可贵学术品质。从学术功底上看，该书从宏观的视角展开，用历史―社会的研究方法，用原著的引证来说明问题，而且必要是对原著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和鉴别，体现了对真理追求的彻底性。

　　从研究对象的重要程度上看，在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仅可以指导新闻传播界，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学术交流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启发作用，也可以为今天的政策提供理论指导或参考。

　　新闻思想研究不是新闻研究者自己的事情，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更多的则是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在更为宏观的领域中，新闻传播究竟该有怎样的定位，不仅要考察新闻学自身的规律，而且还要考察和新闻学相关的其他领域的规律，比如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法等等。在学科领域交叉的路口，新闻学一家的发言自然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作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则足以对当今的政治学家产生相当的影响，他对新闻思想的研究因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的，反而有更大的、更广泛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学科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学科走向深入、走向强盛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主要内容

　　该书主要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宣传思想的研究，对列宁党报思想的研究，对毛泽东新闻、宣传、舆论思想的研究。之所以对这三种思想给予很大的关注，我认为也是基于这三种思想的理论影响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和精神领袖，在理论上有穿越时代的长久魅力；列宁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为精神领袖和实际领袖于一身的理论影响力短暂但却深刻；毛泽东则是目前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的理论影响力深刻而长远，辉煌和沉沦都令人刻骨铭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的眼光、“人类交往的三种形态”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睿智的洞察，同时更是对精神交往的“永恒意味”的精彩论述。他们不仅深刻地理解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而且也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勾勒出人类交往活动的未来，这种论述到今天也具有无法磨灭、永不褪色的思想魅力。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新闻出版政策”、“党报”、“宣传思想”的论述，更多的和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态势有关，他们面对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提出“自由”的要求，他们面对在野的无产阶级的“党”提出意见交换的惯例的“原则和界限”。这四方面的论述对于今天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着很大的理论启迪。这些思想对于我党克服某种程度的僵化思维、官僚倾向和新闻出版领域的政策转型也很有启迪意义。

　　列宁的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党报”思想，此外还有党内“行动一致，批评自由”原则（用党章确认党内少数意见流通的合法权利），和罗莎?卢森堡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最后还有出版自由思想。列宁“党报”思想有其特殊性，他是在沙皇俄国严酷的迫害导致无法在国内建立合法甚至有效的地下组织的前提下，提出这样的“党报”思想：“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是思想指出了通过党报重建党组织的重大作用。党报先于党组织出现，对列宁来说，是有意为之的建党步骤，这一点区别于共产国际运动史的其他情况，表现出列宁党报思想的特殊性。

　　“行动一致，批评自由”原则是当时俄国党的历史情况决定的，后来成为党的惯例和意见流通、思想交流的原则。和罗莎?卢森堡关于党内和国家交往政策的论战，具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启迪意义。两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发生的这次论战，具有真诚的品质和良好的愿望，也进入到深刻的理论层面，触及到隐藏在精神交往深处的危机，直觉到可能发生在未来的悲剧（如斯大林时期的思想专制）。这样的争论具有伟大的意味。可惜的是，历史没有记住这场论战，人们也没有拽住走向深渊的车轮，从伟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苏联的强大，再到分崩离析的独联体，人们在遗憾中是否会记得当初的论战？是否从论战中找到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思想根源或者萌芽？

　　最后还有出版自由思想。列宁对于具体工作和具体政策的论述很多是指向当时的环境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需要解决迫切的实际问题。因此，“他的许多论述带有较明显的实用特征，或用于即时的鼓动、反驳，或为了强调某一点而暂时忽略其他，此一时彼一时。必须更多地与实际环境相联系来理解他的论述，从总体上来体会他的思想。”而且列宁的思想是由他的后继者论述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又只有一种钦定的意见。所以研究列宁的思想时，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依据列宁本人的论述并结合当时的背景来全面理解。

　　毛泽东的思想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主要体现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上的党报思想，还有他的“舆论一律和不一律”和“免疫论”的论述。“毛泽东考察党报和党的宣传工作，是从政治家的视角谈的，基本不是从新闻专业角度提出问题。只是在非常具体的新闻写作方面，才涉及新闻专业问题。他在新闻写作方面是十分擅长的，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毛泽东提出他的党报思想的直接起因，是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

　　他概括的改版要点有两个：“使之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毛泽东的要求是“增强党性”，这与列宁提出党报的党性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列宁的‘党性’指的是党报要有全党的意识，不能停留在早期小组活动习气的水平上，它针对的是没有党性的情况。毛泽东……指的是党报工作者要有‘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意识。”毛泽东对“党性”的论述，除了指党报要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求这种宣传必须符合当时党的政策或策略，要有党的政策和策略意识。毛泽东对“联系群众”的思想，后被论证概括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两个概念。

　　毛泽东的“免疫论”很有意思。表现在他关于发行《参考消息》的著名论述。“他实际谈到了新闻传播中适当接受反面信息可能增强正面信息作用的问题。”1957年1月他说：“……《参考消息》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这是一种多么精彩、多么大气磅礴的论述，表现了上升时期的毛泽东的自信和气度。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论述，他说：“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让人们为了防病打防疫针，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危险的思想采取同样的办法呢？”

　　最后是毛泽东的舆论观，他论述“舆论不一律”的时候写到：“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他的舆论观是全面而深刻的。领导的艺术就在于如何使不一律的舆论达到某种程度的一律，使它服务于中心工作。作为一种宣传上的策略，保持一定的不一律状态也是需要的，它往往能比坚持舆论一律取得更大的宣传效果。提供选择性的内容，只要引导得法，效果比一面讲要好得多。还有，任何舆论的一律或不一律，都要有稳定的可以衡量的标准。否则舆论不一律很难执行，在有的情况“不一律”被当成“反革命意见”，遭到种种迫害。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除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研究，斯大林、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的研究也是发展着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的链条中的必要环节。其中斯大林作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列宁的新闻传播思想，形成了思想专制的恐怖局面；刘少奇作为与毛泽东同时发挥影响的重要同事，在有些领域也形成毛泽东思想上的对立面或者重要补充；邓小平则是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他的新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开放特征，我称为“开放的党报思想”，江泽民则提出“正确的舆论”的重要观点。

　　本书的理论和思想价值

　　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持了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不是众声喧哗的炒作，不是基于片段材料的臆测或推想，而是在几十年通读和深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基础上，系统思考的理论结果。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还源于作者的学术立场，原因来自于陈力丹先生在《陈力丹自选集》中所讲述的那些。他的研究力求避免偏见，力求不把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或者理论前提。学术研究，尤其是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新闻事业的研究，可以采取这样超脱而客观的态度，正是学界追求高品质的重要保证，这种风标应该作为学界的典范。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一定走出不同的道路，哗众取宠。而只是我们如果承认新闻传播事业有自身的规律，那么在求索规律的时候，我们不能被非规律的东西遮挡了我们的视线，搅乱了我们的判断。

　　思想价值在于陈力丹先生的求异思维，他的求异思维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和材料的大量掌握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所以经常会有令人耳目一新却又令人信服的论断。

　　读书的质疑和反思

　　（一）第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能够完全摆脱狭隘的‘祖国’的影响，从世界的角度观察问题。这里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一个是他们实际上是失去国籍的世界公民；另一个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本身是国际性的，工人没有祖国。”

　　我提出的质疑：此处的表述“完全”似乎不妥，陈先生在表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崇敬的同时，失去了语言上的分寸感。我认为更准确的表达是“非常大的程度上”或者“几乎完全”来代替原文的表述。

　　从人的角度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彻底完全摆脱“祖国”的影响，至少会有情感的影响。从他们的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也可以找到根据，他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予极大的关注，而且形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报思想”，在他们的新闻宣传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在本书中同一页下一段，陈先生这样论证，“‘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和恩格斯两人是世界公民。’这种生活背景无形中使得他们更多地摆脱了自己祖国相对狭隘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得以更清晰地思考问题，特别是像传播这类人类社会共同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陈先生在第二次的论述是精确的。

　　（二）“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马克思论述了三方面的交往的社会作用――部落或民族独立存在的粘合剂；缩短社会进程，打破孤立状态，推动社会矛盾的暴露，从而产生改革的需要；交往一旦展开，就会冲破阻力，最终成为“世界交往”，使民族的交往日益同步化。

　　我的质疑：我理解的交往可以有两种趋向――交往的乐观主义倾向：如马克思的论述，最终走向“世界交往”，并且带来很多的好处。交往的保守主义倾向：我认为，交往需要能量，一定的能量可以促成推动一定范围的交往，没有无限的能量，就决不可能维持无限的交往，在个体生命和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为了保证交往的质量，我们需要自我约束和控制，把交往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不考虑具体阶段的实际情况，任意或者无限地扩大交往，这是一种危险的企图，可能对革命带来损失，因为交往将无法控制，效果不可预测。而不是马克思所言的，纯粹的乐观倾向。我强调的是，“尽管过去了一百多年，世界交往仍然不是我们今天的现实，而是马克思基于未来发展的需要的一种理论的召唤。”我的理论基础是阶段论。

　　（文中所引未注明出处的文字基本来自《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

　　作者单位：

　　孙江波，山东省威海人，现为辽宁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曾任山东省聊城大学校报编辑部编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