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亡命天涯》开始“大片”狂欢

　　1995年中影开始以票房分账方式引进好莱坞新片

　　1995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在与西方电影最新商业电影隔绝了数十年后，中影公司开始每年“进口”十部“大片”，中国电影市场第一次遵循国际惯例，开始采取“票房分账”，引进了一系列市场营销策略和销售手段。在“进口大片”掀起票房狂潮的同时，《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少数“国产大片”也在全国范围

　　《亡命天涯》作为首部进口大片以2500万元人民币创造了第一个票房奇迹。

　　排在贺岁档期的《红番区》以8000万元人民币成为当时票房最高的非好莱坞片。

　　1998年引进的《泰坦尼克号》以3.2亿元票房创造了我国电影市场的纪录。

　　2001年，获得1.05亿元票房的《珍珠港》开发了我国市场的暑期档。

　　2003年，《黑客帝国Ⅲ》成了首部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获得8000万元的票房。

　　序幕：新政策指明道路

　　回眸中国电影业的基本指标，从1979年至1991年，中国电影观众总人次下降了一半，由293亿下降到144亿，放映场次下降了20%.到了1992年观众总人数进一步下滑至105亿，发行、放映收入分别减少了17、9%和15、7%.针对这种状况，1993年元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在汇集全国电影业各大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并正式下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在该文件及其《实施细则》中指出的重要一条：1993年，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厂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电影学者倪震形象地将1993年的这次电影业的改革称作是“中国电影经受新旧体制交替时的分娩阵痛”。

　　失去国产影片发行职能的中影公司被强调了另外一份重要职能：进口影片的统一发行职能。1994年8月1日，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决定自1995年起，由中影公司每年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的方式进口十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好电影”，也就是后来被“转译”为“大片”的十部进口影片。

　　个案：试点发行遭遇非议

　　中影公司首先与香港嘉禾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而捷足先登的则是美国华纳兄弟公司，中影公司率先进行“试点”的即该公司出品、由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影片《亡命天涯》。有意思的是，《亡命天涯》在北京试点发行时遭遇到了“不合作态度”。

　　1994年10月，先期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由中影公司交由北京市海淀区电影公司在北京地区发行。这一行动，引发了一场省、市电影公司的联手狙击，当时就有发难者提出“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市场，用中国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并就好莱坞的进入对民族电影未来的影响表示悲观。《戏剧电影报》专门刊登了一期专题《好莱坞大举抢滩，国产片路在何方？》，引发了媒体上大量论争。

　　电影学者戴锦华分析，“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与诸省市电影公司的发难，无疑隐含着改革过渡期的体制冲突与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广电部1993年下发的文件中解除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国产故事片的特权，省、市电影公司却突然发现中影公司仍可以利用它对进口影片统一发行的特权直接联手影院，从而在市场的意义上形成强有力的垄断之势。换言之，在《亡命天涯》的‘试点’发行中，省、市公司被摒弃于这一新的、诱人的市场之外。”

　　于是，这一“冲突”使得《亡命天涯》在北京提前下档，票房不甚理想，经过两轮放映只有200多万的收入。但是这个状况并未阻挡“大片”攻势，不久便“卷土重来”的《亡命天涯》于199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郑州、广州六大城市正式公映，在《亡命天涯》的电影海报上写有“改革年代，激烈论争，电影市场，风险上映”的宣传语。

　　遵循国际惯例，引入的大片采取“票房分账”方式进行，即供片的海外公司获取全国票房的35%，影院收入占本影院票房的42%，中影公司获取全国票房的12%，其余为中间环节———省市电影公司对本地区票房收入的提取。

　　插曲：关于“正名”的杯水风波

　　1995年中影公司引进的《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狮子王》、《生死时速》等七部好莱坞电影与《红番区》、《霹雳火》等三部成龙电影，被统称为“进口大片”。当年关于“大片”的称呼还曾引发过“正名”的杯水风波。

　　“大片”原有一个明确所指的概念：特指高成本、高票房利润的影片。具体到好莱坞制片业，它意味着高出好莱坞平均成本的投入，大牌明星阵容及逾亿、乃至数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收入。这十部进口影片在当时不少媒体报道中以“大片”冠称，但不久以后由中影公司主办的刊物《中国电影市场》上头题刊发了《就“十部大片”的提法中影公司总经理吴孟辰答本刊记者问》进行“正名”辨析。

　　吴孟辰表示“大片”的提法容易造成“对我们工作的误解”，此为“业务人员”便于操作的“俗称”，“大片”的正确提法应该是“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强调它不等于“高票房影片”，更不等于“好莱坞美国电影”。

　　不过此后传媒报道时仍继续沿用着“大片”的称谓，在公众的印象中，“大片”实际上仍然是高成本高票房的“美国大片”。虽然在当年成龙的《红番区》票房收入更高，但人们仍然不言而喻以“大片”作为好莱坞电影的代名词，直至今日。

　　整理：本报记者 张悦

　　■那一年

　　上海开始“院线制”

　　好莱坞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在三四十年代占据了中国市场的75%以上。上海作为1949年之前中国电影的最大口岸，本地观众已与外国观众同步观看美国电影。

　　美国八大公司不仅在上海、北京等地开设有办事处，甚至在西安也有长驻的代表。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上海进口的美国电影已近2000部。

　　1949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拒映美片”运动的开展，使得美国电影从中国电影市场出局。

　　也许正是这种历史背景，院线制最初的尝试也是在上海，“进口大片”带来的市场化运作促进了中国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过程，并促使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电影院线———上海永乐院线和上海东方院线。

　　199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率先组建自己的“东方院线”，试图以十余家影院的小院线与永乐公司（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分庭抗礼，两条院线的竞争使上海市场容纳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节目，院线制也逐渐在中国推广开来。

　　而上海也因此尝试获得了最大的收益，1995年国内电影市场增幅为15％，而上海永乐院线票房超过2亿元，增幅更达40％。

　　■电影笔记

　　从产生事实到验证欲望

　　虽然人们总是在说“十部大片”，知道它是中国娱乐业的一个大事件，然而一般观众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个事件对中国娱乐业的深层影响。

　　在“十部大片”之前，我国都是通过“版权买断”的方式来引进国外的电影，这是跟当时整个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在那时，社会因为“计划”而清晰地“结构化”，社会成员的身份和作用都很容易被理解。然而因为缺乏交流的机制，他们的行为很难被全社会所预测。

　　拿引进国外电影这件事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和国外交流，普通的电影观众很难事先了解到这个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引进资金极少，所以买来的都是不知多少年前的存货，这就更增加了引进影片的不可预测性。

　　然而也正是这种断裂、这种不可预测性使引进的影片就像从天而降的陨石，莫名其妙却极其真实。

　　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在国内上映的外国影片都会在观众中引起反响，成为各个年龄层观众的话题。

　　记得一次小学组织看《第一滴血》的“动员会”上，老师教育我们，要像“兰博”一样坚强，胳膊破了自己咬牙缝起来。

　　而“十部大片”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时官方的说法是“引进代表世界电影艺术和技术最先进水平”的电影，其实潜台词是要引进最新的外国电影。而且分账的引进形式也决定了不可能再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全权掌控关于引进电影的一切，中国的电影业和国际大资本运营变得难解难分。

　　这之后，对于观众来说电影不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实体，而成了一种贯穿日常生活的信息流，报刊上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国外电影的信息。

　　“十部大片”之后，引进外国电影在中国从一种事实的生产过程变成了一种欲望的生产过程，从产生事实和验证事实变成了产生欲望和验证欲望。

　　□刘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