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配套措施要跟上

　　燕农教育工作者

　　北京某高校一位28岁已婚在读女博士秦丽（化名），今年夏天怀孕了。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生孩子必须要办理准生证。但是，她打了无数次电话，跑了无数次腿，咨询了几十个部门，得到的答复都是这件事情不归他们管，准生证一直没办下来。秦丽对政策保护范围内的合法生育渐渐绝望了。

　　一些媒体认为，在校女生的生育受限制，主要是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计生政策等制约。但笔者以为，主要还在管理观念问题上，尤其是高校的管理观念落后。

　　众所周知，今年2月教育部颁布的新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对在校大学生结婚的限制。这一政策调整，得到了社会舆论的积极认可和称颂。虽然新规定对“是否可以生育”没有明确表示。但“法无禁止则可行”。即便秦丽所在的高校，也认为“现在政策允许生”。但是，生孩子必须要有准生证，否则孩子生下来就是黑户，孕妇和孩子的一系列服务也没有保证。换言之，仅仅在政策层面允许生还不够，更要有一系列具体的管理变更方案来保证这一政策实施。

　　但是，从秦丽事件上看，一些高校对取消在校大学生结婚限制的规定，管理观念依然停留在旧有模式上。其实，高校对女生合法生育问题负有寻求解决方法的义务。生育指标不应成为阻梗，既然允许结婚并延伸到合法生育，指标只不过是依据政策与计生部门沟通的问题；集体户口也不应成为阻梗———归根结底，恐怕还在于“这件事是没有先例的”。

　　政策调整、法治进步当然可喜，但关键还在于与政策调整相配套的观念转变。否则，政策进步得越快，与政策落实相关联的现实矛盾就会越多。

　　掌门人语：其实，事件的关键是“得到的答复都是这件事情不归他们管”———你叫谁来制定配套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