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错误 (3)

　　新土地所有制：国土公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设想，倒为我国农业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思路。只要稍加思索人们会发现，马克思提出的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在农村广泛实行的家庭土地承包制有相似之处。至少可以说，我们目前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承包制，是最终通向农民实现个人所有制的一个良好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人的解放，而且是每个人的解放，并不是多数人或某个阶级的解放；解放的目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在他的很多论述中，都贯彻着“个人”和“自由”这两个基本点。如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集体里，“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恩格斯也指出“要不是每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在谈及未来社会的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多次采用了“联合起来的个人”这个提法，突出个人在未来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如“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实现个人所有权”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把个人所有权同自由联结在一起，认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可见，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未来社会的占有制度，称之为社会所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共有制也好，都包含着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即生产资料所有权。排斥劳动者的个人所有权的占有方式，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于此，我提出一个设想：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应该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即公有、共有制。也就是说，土地的最终所有制是全民的，公有的，表现为国家的。这是国家稳定，全民安居的基础。试想，如果土地最终所有权真正私有化，真正实现土地自由买卖，那么就可能出现下述情况：一个富裕的国家可以从另一个贫穷国家买下其土地，其极端表现也可以理解为买下这个国家。土地私有化的最终结果是极其荒唐的。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成功先例。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居民对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可能实现购买，但土地的国家归属权、控制权并没有改变。就是在美国这样标榜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它的所有土地也永远在国家严格控制之下，尽管土地可以在经济市场中卖来买去。

　　其实，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土地所有制，都是在土地最终国家所有制或者土地全民所有制基础之上实现的。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我提出一个新概念，叫土地的“国土所有制”，用以区分土地的“经济所有制”。

　　土地及其共生的矿山、河流、海洋、森林等等作为万世长存的不可位移的可再生资源，不同于其它任何资源，它有一个终极的最后所有权，即国土所有权。也就是说，在实现上，它可能与其它任何资源一样，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在市场经济中被交换，其所有权被让渡，但是它的最终控制权依然在原本的经纬线上，依然在这块土地所连的政体上。没有人能拿走，没有人能改变它的地理位置。所以，经济意义的土地所有制，都是在默认土地国有制或者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二级所有制。也就是说，国土所有制是土地的最终所有制，它决定其经济所有制。换句话说，所谓土地的经济所有制，实质上都是土地的使用权所有制。美国“9.11”以后成立的“国土资源部”，对其所属的所有领土实行的严控，证明了在国土意义上，从来也没有土地私有制，只有土地国有制。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必须是在土地的全民公共所有即国家所有基础上的改革，即土地的经济所有权即经营权的改革。讲土地集体所有，实质是这块土地的经济所有制即使用权的集体所有，讲土地私有制，是讲这块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制，我将土地所有制这种改革的模式称之为“土地公有制－土地使用权混合所有制”即多元化新土地制度。

　　耕者有其田，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理想。耕者有其田，如同阳光普照每个农民的心田，也许在阳光下人们并不一定时时感到它的恩惠，然而一旦失去了阳光普照，农民的心田便会没有了光明，灾难也必将临头。

　　（作者是河南社科院研究员，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情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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