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镇人大代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镇里的委派员给75岁的母亲送来了选民证。母亲边道谢，边郑重地把选民证放进自己木箱中那个红布小包里。
“娘，您大字不识一个，还拿个选民证放得那么仔细，有必要吗？”我打趣道。母亲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十分生气地说：“不许你胡说。你奶奶参加选举‘文革’后的第一次乡人大代表时，就因为我不识字，给弄丢了她的那张选民证，她老人家被气得病了好一阵
子。后来，我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那张选民证还给她，她的病才一下子好了。你奶奶高兴地说，旧社会咱穷人家连做人的自由都没有，哪还敢提什么权利？如今，有了选举自己称心如意的代表的权利，哪能不好好去用？！我想，你奶奶说的有道理。你奶奶在临终时，她的手还在颤抖地抚摸着那张选民证，眼里噙着泪花。从那以后，我把每次选举乡人大代表的选民证都珍藏起来，到现在已有7张了”。
选举镇人大代表那天，母亲穿上平日里不舍得穿的新衣服，手持选民证，在一家人的簇拥下来到会场。当母亲接到选票时，她对自己的选票审视良久，然后把那张选票递给我的妻子，让妻子念票。当念到×××的名字时，母亲点了点头，妻子郑重地代她在选票上划上了一个“○”；当念到×××的名字时，母亲坚决地摇了摇头，妻子在选票上用力地划了一个“×”。
这时，摄像机的镜头已对准了这婆媳俩，给她们留下了历史的瞬间。
(赵廷河)
